说白了，造成这样的结果，最大的原因还是宋朝拉胯的马政。

  华国的马主要有两种，最为人熟知的蒙古马，以及不太出圈的云贵川的川马。

  前者耐力强，后者爬山能力强，但不适合平坦地面进行战略机动作战。

  北宋接手了五代的烂摊子，跟契丹人从太祖一直打到真宗，仍然没有收回燕云地区，这样致使河套养马地成为优质蒙古马最重要的来源地。

  然后，西夏一割据，最重要的产马地都没了，就只剩下个小耐力又不行的川马。

  在冷兵器时代马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蒙古能一路从东亚杀到欧洲靠的就是轻骑兵。

  卢长青感觉头有点痛，好装备全在敌方阵营，这仗是真的不好打。

  卢长青将连续三个月关于西夏边境大大小小的战事全都记录了下来，后编辑成册交到了杨善君手中。

  杨善君翻看了一番后，不解地问道：“这是何意？”

  “西北边境战事频发，党项人越来越不安分，那李元昊恐有不臣之心。”

  杨善君合上折子递还给卢长青，“这些事每日常朝时枢密使会告于陛下，你就不用操心了。”

  卢长青又将折子推给杨善君道：“都知不妨跟官家提一下，三年前元昊能以极快的速度镇压肃、瓜、沙三州的回鹘部族，怎会在对我朝军事上连连败退呢？这其中必定有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下官觉得元昊此招是为了麻痹我们，好叫我们轻敌，之后定会有大动作。”

  卢长青见杨善君表情有些松动，又出口劝道：“不管官家重视与否，至少得让他知道元昊已有反心。”

  杨善君思索一番，还是觉得卢长青提出的问题，没什么大用。

  “知道又如何？难道朝廷还能主动攻打不成？契丹人不会同意的，他们还得靠党项人牵制我们。”

  “都知，我们身为大宋的官员，官家的近臣，我们的职责不就是为了为君王排忧解难吗？现今既然已经发现隐患，那我们就要向君王提出来，防范于未然啊！不然日后问题爆发出来，官家若是追责，结果我们能承担得了吗？”

  杨善君拿起折子放到一边，仍然没太将卢长青的话放到心上，“行吧，我明日会交于官家查看，没事的话，你就退下去忙你自己的吧。”

  “是，劳烦都知了。”

  卢长青第二天并不值班，不过她一大早就来到衙门等着结果，见杨善君从外边回来，赶忙上前询问情况。

  杨善君将手中的折子递给卢长青，语气淡淡地道：“你的折子官家已经批阅过了，你自己看吧。”

  卢长青打开折子，看着最后那大大的“卿多虑了”四个大字想要捶墙。

  她就知道会这样！

  摊上赵祯这样的皇帝，是她的晦气！

  “这下怕是外廷都知道你的名字了。”

  卢长青不明白杨善君这话是什么意思，遂问道：“都知这是何意？”

  “刚才王相公和陈相公都在，听我向官家奏明此事皆是大笑连连，说你杞人忧天，又向我问及了你的名字。”

  卢长青想要冷笑，但忍住了。

  笑吧笑吧，俩死老头！韩琦马上就要开大喷人了，到时这两老头齐齐打包被罢相，看还笑不笑的出来！

  果然，自那天之后，白扶楹的名字不仅外廷的人知道，连后宫的嫔御们也都听说了。

  当然不是什么太好的名声，尤其是外边那些大臣们，每次提到卢长青，大多都会跟上一句“妇人之见”。

  卢长青本来是不知道这些事的，还是白士元托人带进来的家书，命令她不要在宫中胡来，免得让他在同僚面前丢人。

  卢长青看完白士元的书信后直接烧了。

  什么东西！一个从六品居然敢指挥她这个六品官员做事？多大的脸？

  卢长青又展开一起被捎带进来的白行可的书信。

  信里说何瑰逸生产了，是个男孩，已三月有余。

  由于白明舟已经彻底废了，何家不愿意何瑰逸留在白家守活寡，说什么都要接女儿回去。

  杜荷之一开始不愿意放人，最后白士元怕事情闹大了不好看，最终还是同意何瑰逸与白明舟和离，放其带着全数嫁妆归家。

  至于吴想几人早在何瑰逸生产当月便放她们出府了，有的回了家，有的则留在京城中做些小买卖。

  不服老的白士元又纳了一房妾室，说是刑部尚书晏殊给了他的自信，对方四十七岁都能生儿子，还不满四十五岁的他自然也可以。

  喜得新人忘旧人，卢长青之后没少在林文卿寄来的书信里看到对方对白士元的抱怨。

  还抱怨，那就是还有感情，若真没感情，那是半个字都不会提。

  卢长青给林文卿提供了两个方法，要么爆发大闹一场，跟白士元一刀两断，要么就忍气吞声憋着。

  信送出去后，估计是看出来卢长青嫌烦，林文卿再来信，便再也不抱怨白士元了。

  1038年注定不是一个平凡年，青州多地发生洪灾，灾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

  韩琦连疏四人庸碌，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使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

  同时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赵祯开始从朝廷内部裁员。

  裁是不可能裁的，庆历新政改革那都是被逼的没办法了，赵祯才开始革新“祖宗之法”。

  其实朝廷官员早就发现国家财政问题和制度的不合理。

  三冗问题应该是宋祁最先提出来的，宝元二年（1039年）时任三司度支判官的宋祁曾上疏《三冗三费疏》，建议朝廷“去三冗”、“节三费”，这个时候就已经点明了朝廷需要对“祖宗之法”中的流弊进行改革的方向。

  然而没人敢动，大家又不是傻子，想想史上那些改革的政治家，有几个下场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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