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宋代对外贸易的方式，一是边境上与辽、金、西夏、大理等邻国的贸易，二是海外贸易。西夏崛起，影响了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传统商路，再加上中国经济重心慢慢南移，以东南沿海港口为依托的海外贸易在宋朝也就顺势壮大了。

  宋代全球领先的航海技术和造船业，为海上贸易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宋代造船业，当时绝对世界领先，已能制造出在不同自然环境下、具有特定性能的船舶。比如，按行驶区域看，有河船和海船；按用途分，有客船、漕船、渔船和战舰；以船型分，有尖底船（海船）、平底船（河船）和车船等；以规模分，一万石的大料船、几千石的中料船和数百石的小料船。能体现造船业水平的当然还是远洋海船，指南针在海船上的应用和推广，密封隔水舱技术的发明，都是重要的标志。大型海船建造基地主要集中在浙江的明州（宁波）、温州、台州，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以及广东的广州和雷州。而福建，尤其是泉州建造的海船质量最好，泉州的海船已设有横板区隔的密封舱。海船中大料船长达一百米，载货达六百吨，可载五六百人。这都是有史书记载的，并非铁牛在这里胡诌。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营与私营两种。不过一般说来，官府直接派人到海外贸易的情况并不多，因此私营是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在私商贸易中，有一种是权贵与官僚派人出海经营，以满足自己牟取暴利的需要，但元丰三年（1080年），北宋制定过一个市舶法（据说是中国最早的外贸法），其中规定不允许官僚权贵本人出面，所以只能私下委托他人进行。看来当时也是反对官商勾结的。于是，民营成为海外贸易主体。虽然有财力置办大型海船的只能是富贵大户，但小商人也不是没有办法介入海外贸易：他们可以出资在大商人的海船上以“分占贮货”的方式出海贸易，一人租下数尺见方的面积，下面放货物，晚上在货物上面睡觉。有点像后世大商场的租用柜台。

  与宋代有直接或间接外贸往来的国家或地区，从唐代的三十余个增至六十余个，从地域上来讲大体可分为五块：一是中南半岛诸国，如交趾（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和暹罗（泰国）等；二是南洋群岛，如摩逸国（菲律宾群岛）、三佛齐（苏门答腊）、渤泥（加里曼丹）等国；三是印度半岛及邻近国家，如锡兰（斯里兰卡）等；四是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及其以西诸国，最远到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如麻嘉（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层拔（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等国；五是东亚的高丽和日本。当时的外贸航线分南海航路与东海航路，除了到日本与高丽走东海航路，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贸易往来都走南海航路。

  宋朝政府在外贸港口设立市舶司加以管理，先后设立市舶机构的港口包括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板桥镇、秀州澉浦镇、镇江、平江、温州、江阴和上海。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为着名，是宋代三大外贸港口。

  当时，大食（阿拉伯）、波斯、占城、高丽等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常来泉州贸易。其后二十年，贸易国增至五六十余国。有时，一次贸易的“净利钱”就达九十八万余贯，一次到货的乳香就达十万余斤。

  海外贸易中，输出的主要是丝麻织品、陶瓷器、铜铁器、金银饰品、漆器、茶叶等几大类商品。而进口商品在北宋前期不过五十种，宋徽宗时已增到二百余种，可分香料、珍宝（珍珠、玛瑙、象牙、犀角等）、药材、矿产（水银、硫磺等）、染料和木材等几大类。由于外来商品以香料为主，输出商品以绢帛和陶瓷为主，中外学者把当时的海上商路称为“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泉州也自然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海外贸易不仅使政府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市舶岁入从宋初的三十万贯上升到宋徽宗时期的二百万贯，也为海外各国的文明进程施加了中国影响力。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在各外贸港口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蕃货市场，称“蕃市”，一般设在蕃商聚居的“蕃坊”（也称“蕃巷”）里。广州、泉州的城南都有这种蕃坊，杭州的蕃坊则在城东，蕃坊还办起了“蕃学”。蕃坊设有蕃长，由官府挑选有声望的蕃商担任，机构称为蕃长司。朝廷还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蕃商犯罪，徒罪以上者，由地方官决断；杖罪则由地方官府审查核实后，送交蕃长按海外国家惯例惩处，因为宋朝杖罪打臀部，海外国家则打脊背。

  当时习惯把外商称为“蕃客”。据仁宗景佑年间的官员报告，广州每年都有蕃客携带妻儿前来居住，甚至购买田宅，与当地人杂居，突破了蕃坊的限制。泉州城内蕃商杂处，民间早已见怪不怪了。这些蕃客“富者资累巨万”，泉州有一个名叫佛莲的回民商人，死后仅留下的珍珠就达一百三十石。北宋元佑年间，广州有个蕃客改为汉姓刘氏，还娶了赵宋宗室女为妻。这些蕃客在泉州、广州等海港城市安家落户，繁衍子孙，以至泉州有“回半城”、“蒲半街”的民谚。泉州、广州和杭州都有专门安葬蕃客的墓地；广州的蕃人冢累累数千座，都南首西向，朝着故国，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其中，广州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同时也是通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等地的重要门户。杭州，作为江南最为富庶的城市，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明州，作为东南沿海最繁华的港口，是通往日本、高丽等地的主要起点。在北宋时期，与我们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苏门答腊的三佛齐、爪哇的婆罗门、柬埔寨的真腊、越南的占城、泰国的暹罗、阿拉伯的大食、朝鲜的高丽和日本等。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我们进行了频繁而密切的商品交换和文化互动。我们向他们出口了优质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火药、指南针等产品。

  《宋史·食货志》记载：“宋朝的海外贸易，自从太祖时期以来，就日益兴盛。……在广州、泉州等城市，都有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海上贸易的繁荣背后，是宋朝政府大力推行的开放政策。一方面，他们大力倡导和鼓励商人参与海上贸易，吸引了大量的国外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管理海上贸易，宋朝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海关机构，对进出口贸易进行了规范和监管，并且征收了相应的关税。

  宋朝政府为保障海上贸易的顺利进行，采取了有力的措施。首先，他们增加了海防军队的数量，并加强了沿海地区的巡逻和防御。此外，为了打击海盗和维护海上秩序，政府还与周边国家开展了合作，共同维护海上贸易的安全。这些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广东海盗带来的威胁。宋朝的海上贸易繁荣，为经济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商业活动和农业生产也得到了提升，手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为商品生产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同时，海上贸易也为宋朝政府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关税、商税等逐年增加，使得国家财政更加充裕。这为宋朝政府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也使得政府有能力投资于文化、教育和科技等领域。据统计，宋朝对外贸易额已超过农业生产总值的一半，这充分证明了海上贸易在宋朝经济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海上的繁荣贸易推动了其他产业的蓬勃发展，诸如船舶制造、纺织和陶瓷等行业。这些产业的迅速成长，还促进了科技、文化的进步。

  买船出海一趟不容易，所以当时民间商人的海外贸易一般分两步走：去程是满载一船货物出海，贩卖到世界各国；回程是沿途购买世界各国的特产，再回大宋贩卖。满船去、满船回，一点资源也不浪费。这些舶来品被称为“蕃货”。

  但是宋代的私人海淘代购不好做，为什么？大宋官府对海外舶来品实行禁榷制度，垄断大部分蕃货的销售。民间商船代购回来的东西，大部分只能低价卖给官府，官府再去分销。只有很少一部分蕃货，是民间商人可以自行贩卖的，一般也都是卖往开封、临安。哪怕是外国商人来大宋做生意，也得遵守这个政策。外国商人被称为“蕃客”，他们从大食国（阿拉伯）、波斯、占城、高丽等国来大宋做生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聚居区“蕃坊”。在南方沿海的港口，比如广州泉州都出现了买卖蕃货的大市场，叫“蕃市”。大宋民间商人也会在这销售代购回来的蕃货。

  对民间商人来说，出海卖货给外国人是海外贸易的重头戏。那么他们的贸易对象都有哪些国家呢？一共有五个贸易区：中南半岛的交趾（越南）、占城（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南洋的摩逸国（菲律宾）、渤泥（加里曼丹）等；印度半岛附近的锡兰（斯里兰卡）等；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地中海周边的麻加（麦加）等；东亚的日本和高丽。《宋史》中提到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其中多有被“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纵观有宋一代，双方舟船往来，殊为频繁。仅据朝鲜史料的不完全统计，前往高丽的中国航海者，可考的已达5000余之众。前往日本的宋朝商人也很多。咸平五年（1002）有“建州海贾周世昌遭风飘至日本”。宋商向日本输出货物主要有锦、绫、香药、瓷器、文具、书籍、铜钱、茶叶等。香料就占到其中一部分内容，日本史学家藤原明衡在《新猿乐记》中所记载的宋朝商品中，包括了沉香、麝香、熏陆、龙脑、鸡舌、白檀、紫檀等香料。

  和这么多国家做生意，就想问一句：大宋挣钱了吗？宋崇宁元年（1102年），北宋政府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地设置市舶司官署，管理对外贸易，征收税金，收购朝廷专卖品和管理外商等。宋代市舶司的职责主要包括﹕根据商人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出海许可证：派人上船“点检”。防止夹带兵器、铜钱、女口、逃亡军人等。“阅实”回港船舶﹔对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抽分制度﹐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形式的市舶税：所抽货物要解赴都城(抽解)﹔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博买)：经过抽分、抽解、博买后所剩的货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标准，发给凭证，才许运销他处。北宋初，市舶每年收入三十万贯。北宋中期，市舶收入达四十二万贯左右。北宋后期，为了招揽更多的外商到中原进行贸易交流，宋朝政府出台奖励政策，对于贡献特别大的本土商人和外国商人，宋朝政府承诺封官加爵。在海禁政策的放宽下，市舶收入达一百多万贯。

  各地的市舶司逐渐成立，市舶司制度也逐渐完善，促使外国商船不断涌入中原，市舶司的收入持续增加，政府的腰包也越来越鼓，还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掌声。“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北宋翰林学士李邴所写的《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描绘的是宋朝时期商人涌入泉州的壮观场景，足以证明了当时宋朝海外贸易的繁荣。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北宋后期，宋王朝统治危机深重﹐市舶收入在财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宋政府还通过出卖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财政。

  我李逵正是看到了这个大好时机，才想到组建船队，开展海外贸易。这就叫高屋建瓴、审时度势。船有了，那出海卖些什么呢？阮小七的出口清单是：丝织品、陶瓷器、铜铁、金银饰品、漆器、茶叶，其中绢帛和陶瓷占大头。也好理解，大宋中原的特产就这些。

  那买回些什么呢？阮小七的进口清单是：香料、玛瑙、象牙、犀角、药材、水银、硫磺等，最多的是香料。蓝图画好了，平台搭建好了，就看阮小七这娃怎么经营船队了。静待花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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