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就义兵食对

  崇祯戊寅年（公元1638年）三月，皇帝亲临左顺门，召集选拔出来的官员询问解决军饷和粮食供应的策略。曾就义回答说，“百姓之所以困苦，主要是因为官吏不够廉洁，倘若地方官都能廉洁奉公，即使稍微增加赋税以支持军费开支，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皇帝听后非常赞赏，将曾就义列为首位。不久后，朝廷果然增加了剿饷和练饷的赋税。

  黄道周认为军饷无需另寻来源，而曾就义则主张通过加派赋税来资助军需。君子和小人在道义和利益上的区分便体现在这样的观点差异上。然而，曾就义的一席话恰恰符合皇帝的心意，因此被提拔为第一，从中可以看出皇帝的喜好和倾向。

  杨嗣昌论荧惑

  崇祯戊寅年（公元1638年）四月己酉日丑时，火星与月亮的距离仅七八寸，随后它逐渐退行至尾宿，并渐渐移入心宿的位置。兵部尚书杨嗣昌上奏称，“自古以来天文异象如月食五星的现象，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但关键在于观察这些现象发生的时代背景。汉元帝建武二十三年发生的月食火星事件后，第二年呼韩单于归顺并来到五原边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时，皇后马氏以其美德影响整个后宫；明帝还把功臣画像陈列于云台。唐宪宗元和七年月食荧惑之后，同年田兴以魏博之地归降朝廷。宋太祖太平兴国三年，月掩荧惑，次年发兵攻灭北汉，继而征讨契丹，却连年战败。如今月食火星发生在尾宿附近，这在占星学中分别象征朝廷内部以及国家外部，皇帝若能修养德行、追求和谐，定能使国家虽遭受灾却不至于受害。”

  给事中何偕（此处有笔误，应该为何楷）对此提出异议：“引用古代观点指出月相变化应当审视刑法是否得当，并强调礼仪缺失会导致天象示警，尤其是火星异常，若要真正修正刑法，首先应当重视礼仪；而真正重视礼仪，也离不开对刑法的整饬。杨嗣昌列举诸多历史案例，出处在哪？他之所以说款塞，是想借此推广通商和招抚政策；之所以说元和，是想推广抚的政策。他说宋朝太平兴国年间连年战败，是想为他不敢用兵的策略找借口，牵强附会甚至夸大其辞。他特别强调的关于永平皇后的叙述，在奏章中反复提及，让人难以理解其确切指向何处。”杨嗣昌再次上疏为自己辩解，只提到科臣在国家危难关头中伤他，却不再提及通商、招抚之事。

  户部主事李凤鸣则提出：“火星逆行并非罕见，而是常态，并非预兆什么重大变异。”给事中解学尹批评李凤鸣的言论过于阿谀，实际上考证发现杨嗣昌所引用的年月数据都有误。

  按照相关记载，四月十六日己酉之夜，火星距离月亮仅七八寸，直到拂晓时开始向尾宿方向逆向移动约八度，并被月亮遮掩。到了五月初五日丁卯之夜，火星退至尾宿初度，逐渐进入心宿的位置。我年轻时每晚看到月亮旁边有一颗亮红色的星星，两者相距大约五寸左右，心中疑惑为何这两星体如此接近。三个月过去了，仰望星空依然如故。有人告诉我，这颗星如此靠近月亮是个很不好的预兆，可能预示着天下将会大乱。我一直记得这事。

  何楷劾嗣昌忘亲

  六月的时候，皇帝任命杨嗣昌进入内阁处理政务，同时他还署理兵部的事务。七月，杨嗣昌的母亲去世不满五个月。皇帝下旨：“杨嗣昌在大祀、大庆以及传制颁诏等重要仪式上，不参与其中，而在日常的朝讲和召见场合，杨嗣昌则应穿着常规官服随班列出席。”给事中何楷弹劾杨嗣昌忘记了为母亲守孝的亲情责任，皇帝对此深感不满，严厉责备了何楷。

  在此之前，吏部在会推内阁成员人选时，只考虑了符合常规资格的文官，但皇帝不同意这样的提名方式，他命令应该考虑包括在家守孝期间的官员在内。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让杨嗣昌破例入阁，并为陈新甲腾出位置。不久之后，朝廷特别征召陈新甲担任兵部尚书，并负责总督宣府、大同。黄道周对此发表意见：“朝廷即使面临人才匮乏的局面，也不应打破常规，特意为了不适合的人破格提升。”他的奏章引起了皇帝的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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