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很快，又没有什么东西可搬，本身范二毛就是孤家寡人，光棍一条，能有什么家用可搬，也就是有了几个仆人后他才置办些家俱，以供家用。

不过就这点东西，只半天功夫就从驿站搬到新宅院了。

搬到新家最高兴是石宝和甫灯欣了，这两孩子在大宅院里前后跑着看每一个房间，兴奋得手舞足蹈，不知道说什么了。

范二毛当然也高兴了，只是他高兴得很忐忑，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等到都安顿好了，他才慢悠悠地来到中厅客房，这里包武德、常厉坚和单刘胥正早已经在等他了。

到门口他才加快步子紧走几步进了中堂，进中堂就看见后墙上挂的是一幅人物画，这是伏羲的画像。

包武德考虑事情就是周到，知道范二毛知易，而伏羲是易人的祖师爷，所以挂伏羲像也是对学易人的尊重。

这个宅院是三进院，一进和二进都是三间堂屋，但是东西又都有三间厢房，厢房的作用非常大。你像一进院东西各三间房，这东边靠东南角的一间是门房，门房门口台阶很高，过去人家都讲究高门台大门口，讲究一个气派和地位高大。

大门旁边是仆人住宿的门房，对过西边三间也是家丁仆从们的宿舍。

在东西两厢房与堂屋之间，各有一个通道通往后院，院门不大，但很精致结实，这是便于前后联系的通道。

在二进院也是正房三间，东西各三间厢房，但是这二院子就不同于一进院了。

二进院东厢房也有一间通往巷子大路的一间门房，但是这个大门就没有台阶了，这个门平常是锁着的，只有车辆进出时才打开。

二进院里西厢房也是三间，一间是厨房，一间是粮油杂物间，一间是厨娘的宿舍。

由于二进院是重要客人谈话的地方，是会客厅兼主客客厅，还是住客人的地方，所以二进院要比一进院更加气派豪华。

一进院和二进院，二进院和三进院都有贯穿前后的左右门楼儿，门口都是结实的厚本头做的，主要功能是安全防盗。

这些过门白天是打开的，到了夜晚一进二进三进的侧门都是从后面上锁的。

从三进院侧门开始丫鬟上锁，三院由于住的是主子、家眷和贴身丫鬟，所以三院非常重要，必须得提前上锁。

二进院多住的女仆或客人，所以二进院也是女仆在退出三进院后就会把东西两侧的侧门锁上，隔断与一进院的往来。

一进院住的是仆从、家丁和书童，这些人都是男人，所以一进院的人夜晚是不能进二进院和三进院的。

古代的主仆制度非常严谨，通过两三千年地运营已经非常完善了。

除了王莽时期的短短十五年间没奴隶制以外，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一直到1949年，整个历史文化阶段，奴役制度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即主人与仆役的关系是卖身契约关系，只要你进入某一个人的家庭，都是以卖身契的形式进入主子家的。

你入了主人家的门，你就是主人家的人了，你的生死归属权已经归主人了。

只要这个主人不卖你，或你在主人家不犯错，或主子家一直保持富有的境地，那么你这个仆人基本上差不多了都是跟随主子一生一世了。

这叫卖身契约的关系。

古人对契约的敬畏远远大于今天人，遵守契约精神也远比今天人重。

中国古代契约精神产生于商代，,殷商时期由于商品贸易产生经济社会，并由此产生了契约关系，以及因贸易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原则，这中间包含着契约自由、契约平等、契约守信和契约救济等具体内涵。

一诺千金，坚守契约是古人衡量一个人是否诚信规范的重要标准。

如果一个人不遵守契约，那么这个人基本上已经失去立足为人的资本，你将无工可打，到任何地方也没人雇佣你，你可能因为失守契约而失去生命，可见古人对契约精神的重视。

如今范二毛与包武德的关系准确的说也是雇佣关系，包武德是主子，范二毛是仆从。

古代契约本身来源于商业活动，但是当契约精神产生之后对社会与国家的政治架构、社会等级、家庭成员存在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契约精神覆盖到社会与国家的方方面面，于是一个社会契约的坚守便成了以自由、平等、公开、公正和道德为基础的契约精神制度。

制度体系结构保障了社会健康有秩的向前发展，制度体系建设才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也是民众快乐幸福指数高低的基础。

其实一个社会无所谓什么制度，关键点还是一个社会的税收制度。

税费征收制度的优劣才是保障这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

税收制度来源于商业活动，成就于皇权的资本运营。

但是皇权的资本运营又分社会资本运营和私人资本运营。

而社会资本运营的税收制度是延续古代封建王朝制度下的田亩税收制度，税收对像是全民土地所有人，并且是不加区别的针对所有个人，并且税务人员是既得利益者。

而在私人资本的社会，税收制度是分级式征收税费的制度，他们主要是以商业化形式从世宦、世勋贵族、企业、资本家、大户和高收入等人群中征税，但对于底层民众他们的基本原则是不征收税费，这是抑强扶弱思想在私人资本社会的强烈体现。

在征收税费这一块，社会资本运营和私人资本运营完全是对立运行的两条路线，社会资本走的全民普遍征收田税的平等政策，而私人资本走的是以贸易形式专收富人的税费，而对底层民众免征税费的方式。

在私人资本主导的社会由于底层民众不交易就不需要交税费，并且还能得到政府均分给他们来自从世宦、世勋贵族、企业、资本家、大户和高收入人群征来的税收反哺，因此在私人资本运营制度下的民众反而过得比社会资本运营制度下的民众轻松。

首先在私人资本运营制度下，由于是通过贸易从世宦、世勋贵族、企业、资本家、大户和高收入者人群中征收的税费，在用于国家安全、政府运行之后，绝大部分税收反哺到全民医疗、教育和民生保障上了，所以底层民众会因此而受益良多，并且由于他们不需要交税，这样只要他们稍加努力就可以过上很良好的生活，这样他们的幸福感自然是满满的了。

但是在社会资本运营下，由于税费以各种理由或形式出现在广大民众面前，个人税和田亩税直接分摊给个人，税费直接是人人有份的征收，并且政府征得的税费收入怎么分配也是不透明的，至于用到什么地方是由权利阶层说了算的，用多少在民生保障、医疗和教育上由他们说了算，有些社会甚至是将医疗和教育推给市场，让资本去运营民生经济。

这样的民生体系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民众没有钱，对于医疗和教育行业，资本家是不会让你享用的，这样即使他们非常努力地去挣钱，但是他们挣的钱也不够社会资本家的盘剥。

因为他们生来就要交各种税费，并且学费和医疗费也是他们必须承担的税赋，这样即便他们非常非常努力，挣的钱也不够花，自然他们也不会有一丁点幸福感了，他们活得很累。

古代中国一直推行田亩税和人头税，即你种一亩地你就交一亩地的税收，你有一口人你就交一口人的税赋，通常是收取亩产粮食的三分之一以上。

但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富人幻，他们是不会种地的，更不用说从他们手中征税了，无论皇家征收多少税赋，这些钱都会转嫁到农民身上。

所以古代劳动者是主要的税费来源。但是到私人资本主导了国家运营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制定规则的私人资本家开始向富人征税费了。

制度体系开始转向从世勋贵族、企业主、资本家、大户和高收入人群中征收税费了。

并且将征收来的大部分税款用于医疗、教育和民生领域，以保障底层民众有充分的生活保障。

这才是真实的私人资本的运营制度。

你不要以为在社会资本运营下人人平等，可是正是这种平等，也制造了平均征收税费的制度，而正是这种平等制度剥夺了广大民众的生活保障成本，也剥夺了他们的幸福指数。

正是：

社会资本征均税，私人资本征富贵。

人人均征不合理，富人纳税最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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