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

　　天子轻喃，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敲击着桌面。

　　商之作用，在大恒，在天子透露的意志之中，已然无比之清晰。

　　大恒之商，非是重商轻农。

　　严格而言，当前的大恒，依旧还是老一套的重农抑商。

　　只不过，重农，表现在各个方面，很是清晰。

　　而抑商，则是隐藏在暗地里，被表面的昌盛商业之景所覆盖。

　　大恒的国有商行，武勋商业体系，便是抑商的最高证明。

　　天子之所以明知道国有商业的低效，必然腐败，以及武勋商业体系对商业环境的压制这些缺点，却依旧无视其存在，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抑商这个抑字！

　　大恒之商，其作用，在乎护农，而非轻农。

　　而商的昌盛，无疑会必然对农造成冲击。

　　两者之间，亦是矛盾。

　　故而，才有了国有商业体系，以及武勋商业体系的存在。

　　这两个商业体系，就好比两道不可逾越的缰绳，将大恒的商业，牢牢的束缚住。

　　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

　　商的一切，都在这两道缰绳的束缚之下。

　　之所以这般，原因自然很是简单。

　　其一，自然就是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不可能改变。

　　其二，亦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资本的无序与贪婪，随着商业的兴隆，必然会愈发恐怖，甚至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虽说在这个官本位的大环境下，资本的无序与贪婪，不太可能如西方那个时期那般肆意。

　　但显然，也不得不防。

　　有着这两套商业体系为根基，天子管理大的商业环境，也就不需要盯着无数细微之处，而是具体到个人即可。

　　哪一个权贵，养着哪些商揽财，这并不是什么隐秘之事。

　　出了事，无论是处理，还是杀人，都有清晰至极的人，可以背上责任。

　　大恒的权，给了他们，他们用了，于公也好，谋私也罢，皆有其中定律所在。

　　在天子心中，从始至终，农，都是国家的根本，这一点，不可违逆。

　　商的存在，只是让农更富，国更富的一个工具。

　　当下这个时代，放眼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是需要大恒去追赶。

　　大恒有的是时间，大恒也并不需要牺牲农之利益，去换取短时间的跃迁。

　　农为本，商为辅。

　　主次如何，清清楚楚。

　　不过，天子自然也清楚，这个规矩，在当下昭武一朝，自是牢靠。

　　但随着时间演变，商的存在，必然愈发昌盛，规矩的存在，也必然会愈发微弱。

　　很是清晰的一点，那就是富裕与否，商富裕，那就意味着其子嗣后代，可以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有着最好的教育资源，又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人脉，就足以轻松踏上仕途。

　　就如前明末年江南那官商一体一般，官为商，商为官，两者贪婪合一，什么规矩，什么束缚，都是如同虚设。

　　而当下，朝鲜这一次市舶司异常繁荣之景，部分士绅地主，将重心从农，转至商……

　　思绪至此，天子也不禁摇了摇头，弊病，其实根好解决。

　　纵观青史，历朝历代，已然给出了清楚答案。

　　重农，抑商！

　　直接一刀切的抑！

　　士农工商，商为贱籍，为社会最底层，从礼仪道德，到法度规矩，层层设限。

　　但同样显然的是，前明数百年时间，商业的演变，亦是证明了这一套，已然不符合时代了。

　　任何事情，显然都是相对的。

　　一个家境优越，坐拥丰厚财富的富商，又怎么可能甘心被限制在社会最底层，连地里老农都不如？

　　有钱，就必然有地位。

　　有钱，没地位，那也会想方设法用钱，去换取地位。

　　这时必然。

　　从根源的限制，就会导致前明时期那般几乎是让王朝倾覆的弊。

　　因为前明，是从洪武这个根源上限制商，漠视商。

　　这种限制，却不可能一直保持严苛。

　　商人该发展起来，还是会发展起来。

　　前明江南的商贸盛行，便是至理。

　　而洪武之后的大明天子，朝臣，也不可能再如洪武那般，严格贯彻限制之策。

　　如此之下，带来的，便是前明财税的糜烂。

　　毕竟，前明，从根源上，是重农抑商，商人，是最低等。

　　可事实上，商人，在前明，却已随着时间而慢慢崛起。

　　朝廷之策，是从根源上漠视商业，而事实上，又无力继续保持对商业的压制。

　　而朝廷从根源的抑商之策，自然注定了，前明朝廷，不可能实施有效的商税之策。

　　商业的存在，就在这一个空窗期发展。

　　朝廷的打压，只存在于口头上，无力贯彻落实，商业的环境，在洪武祖制的限制下，又难有丝毫管制束缚。

　　野蛮生长以来，官商一体的怪物，便在前明诞生，一步步掌握话语权，一步步吞噬着前明。

　　从而铸就了前明坐拥江南之富庶，财政之苛据，却是千古之未有。

　　天子很清楚，他现如今做的每一件事，定下的每一个规矩，都必然会影响数百年。

　　他的这一切，在大恒，便是不容违逆的“祖制”！

　　祖宗不足法这句话，虽说霸气，但某种意义上而言，也只存在于幻想之中，基本上，不可能存在于现实。

　　一个国家的存在，法理大义这种东西，看似虚无缥缈，但却是比之任何手段政策都有效的束缚。

　　他为大恒开国皇帝，大恒，乃他开创，那只要大恒未亡，大恒没被篡国。

　　后世之君，后世之臣，存在的依据，就是继承了他昭武帝的法理大义。

　　对他昭武帝定下的政策，规矩，他们可以阳奉阴违，可以让其形同虚设，但绝不可能去光明正大的否决！

　　否决他昭武帝，就是否决他们自己存在的意义。

　　就如前明之大诰一般，自洪武之后，虽形同虚设，虽无论前明之君，还是前明之臣，几乎无人在乎，甚至都当其为笑话。

　　但洪武之后，哪一位大明之君，大明之臣，会光明正大否决大诰的存在？

　　他昭武帝的规矩立下，执不执行是一回事，存不存在，又是另一回事。

　　只要规矩存在，哪怕一任天子昏庸，一人臣子无能，让其形同虚设，但若出有为之君，有为之臣，他昭武帝留下的规矩，便是他们强国富民的最大倚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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