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九年冬天发生的滑州河工案，事件爆发地突然，影响扩散地迅速，而由此贪腐案件引发，逐渐演变成为朝廷打击贪墨违法的肃清政潮，朝野震惊，甚嚣尘上。

　　类似的情况,  过去不是没有发生过，甚至可以数出一些例子，不论是当年的淮南案，还是赵砺案，乃是朝中的整风运动，哪一次不是牵涉颇多。

　　然而，都不如此番这般迅猛,  这般深重,  这般让人心惊,  半个月的时间内，新立案件十数起，涉案官吏上百，不乏四五品高官以及占据要职的大臣，就像一颗颗连环地雷，随着法司调查的深入，一颗接着一颗地爆出来。

　　所涉之人，除了相关官吏之外，就是那些平时游离在朝野之间，如饕餮一般于灰色地带讨食的勋贵子弟了。

　　这大概也是同过去任何一次大案不同的地方，半个月内，被传召过堂讯问者就有二十多人，甚至还有数人直接被下狱了。

　　负责总领这些案件调查审讯的，乃是刑部尚书崔周度,  这可是朝廷的老刑名了，从御史、按察一路做到刑部尚书，在朝廷法司体制内浸淫二十多年,  经验自是丰富，经手过的大案要案，难计其数，处置的人也不乏权贵。

　　并且，此人性情刚烈，甚至可以用宁折不弯来形容，乾祐早年的时候，甚至敢直接向那些横行不法、恣意妄为的藩镇开抨，数度进言，要知道那个时期的藩镇节度身上可都贴着凶暴残忍的标签。

　　不管是用人，还是调查的态度，处置的手段，都明显透着一些不寻常，实在是显得太过冷硬了，那么多勋贵子弟，该过堂就过堂，该审问就审问，下狱都丝毫不客气，真就是一点体面都不留下。

　　而最让人感到震惊乃至惊恐的，是案件的调查，就仿佛看不到终点,  爆出一事，便立档一案，冒出一人，就逮捕一人。

　　这种不测，显然更令人心惊，也容易引起恐慌，要知道，从一個张进，就牵涉出上百人，那这上百人，背后又连着多少人，能牵出多少事？

　　这一点，没人能说清楚，但是，都不会乐观。因此，感人心之慌乱，政局之动荡，近来已经有不少大臣与言官向刘皇帝上奏，希望刘皇帝能够出面，就此番案件有个定论，尽快平息这场风波，以免人心浮动，毕竟，于朝廷而言，稳定才是最重要的，而政潮汹涌而来，也唯有刘皇帝有这个能力与威望下个结论。

　　这些上奏的人中，目的显然也是复杂的，固然有老成持重者对这扩大化的吏治整饬感到担忧，怕引起朝政不稳，动摇朝廷根基。

　　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怕调查再继续深入下去，会牵连到己身，毕竟就目前这个趋势，谁也不敢保证会是怎样的结果，而谁家又是完全清白，没有一点把柄，没有一个不肖子弟呢？

　　而事情也往往是这样，当所有人都感到威胁时，感到畏惧时，就不由自主地想要寻求解决脱身之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引火烧身之前，将这股燃烧的火苗给扑灭了，哪怕上边有刘皇帝看着，他们也敢争一争。

　　这场风波迎来的第一波高潮抑或说转折点，还得属赵匡美的主动投案，在这场越发混沌的震荡之中，在层出不穷的案件中，此事还是不免引人注目，毕竟事情的发展蔓延似乎真的没有边际，已经开始牵涉到大汉的顶级权贵了。

　　赵家在大汉的声名地位是显著的，赵家这几兄弟，赵匡胤是功臣名帅、荣国公、内阁大学士，赵匡义是广阳伯、西京府尹，同样位高权重。

　　而赵匡美的投案，本身就透着一些诡异，到洛阳府投案，再由赵匡义亲自押送至刑部，还是在没有牵涉己身的情况下，自首暴雷。

　　这等主动的背后，显得大公无私，维护国法，但赵家兄弟在后面站台的意味，有些浓郁。针对于此，就是崔周度都表现出了一定的慎重，没有贸然决定，而是请得刘皇帝谕旨之后，方才收监、立案，开启调查。

　　赵家的举动，既引人注目，也引人思考，在近乎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不由去琢磨，赵匡美投案背后的用意是什么，作为大汉最上层的权贵家庭，一举一动，都暗含政治考量，对于不少人来说，都带有风向标的意义。

　　而朝廷内部，包括勋贵集团中，自然是不会缺乏聪明人的。仅仅半日后，就开始有人有样学样，主动领着家中犯事的子弟抑或相关人员，前往刑部投案，大方地交与朝廷处置，还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

　　事实上，在这些时日里，不只是赵匡美在那里惶恐忐忑，不少勋贵子弟同样在畏惧下，向长辈自白求助，这也引起了勋贵、官僚们对自家本族内部的一场自查自纠。

　　很快，跟风之举开始蔓延开来了，有的人或许难以透过浮面直见本质，但并不妨碍他们效仿。私开银矿，偷伐禁木，这两项罪责可一点都不轻，但赵家就是主动推出赵匡美，很多人都有个朴素的想法，赵匡胤兄弟总不会真将自己亲兄弟推入深渊，打入地狱吧。

　　很多自觉犯行过错比之更轻的人，就显得更加从容，没少负担。于是，三日之间，往刑部投案自首者，便达上百家，从勋贵外戚，到官僚大臣，这些人就像找到了一个解困的突破方向，又像是寻到了一个情绪的发泄口，一股脑地往里钻，往上撞。

　　勋贵自举，朝臣自纠，很快使得这场政治风波攀至高潮，使之更加剧烈，更加汹涌，更加不可测，整个朝廷上下，都仿佛变得疯狂起来，弥漫着一股焦躁气息，就好像酝酿着一场风暴。中上层积极踊跃，下层也在这种阵势下，变得茫然惊愕。

　　这样的风潮，显然给朝廷为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压力最大的，显然是崔周度为首的一众调查官吏。

　　原本，随着调查的积极展开，也遇到了一些瓶颈，面临着一些困难，以及那些缥缈却始终存在的压力。

　　如今，都不需你费心调查了，人家主动来投案自首了，还一群跟着一群，一波接着一波，且不说其他了，就算把这一应人员全部收监，所涉事项一一甄别调查，都没有那么多的人手。

　　甚至，负责调查的三法司官员职吏中，又岂是个个清白，说不准谁屁股底下就有没擦干净的地方。若说知法犯法，还有什么人能比这些法司体制下的执法人员更加熟练呢？

　　事实上，到这种程度，反而有些难以再调查下去了，阻力不只来源于那些涉案人员、官吏及其背后的家族势力，就是调查官员内部，也不愿意了。

　　于是，一场未经人串连，但勋贵官僚不约而同，十分默契的集体行为，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发生了。

　　朝廷内部的勋贵官僚们，在这诡谲而汹涌的局势下，于沉默之间，向刘皇帝发出了同一种声音，表达了一种同样的意志。

　　而有些后知后觉的人，对局面的发展，也不禁乐观起来，有一个词，叫作法不责众。倘若朝廷内部，所有的勋贵、官吏都有涉事，那还能全部给处置了吗？

　　朝政不运行了？国家不治理了？

　　若是那样的局面，以刘皇帝之强悍，也不得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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