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之事，显然并不以那场公开执刑而告终，仅走私、贪腐案本身就有不少后续。首先是追缴脏款，那么多犯事文武官员，仰仗着黄金水道，短则数年，多则十几数年，他们究竟贪逃刮掠了多少财富，不经一番彻查统计，是很难清楚的。

        这一块儿，老皇帝点了刘文济的将，让他带人查抄，首先抄的就是符昭寿府邸，至于余者，有一个算一个，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

        这实在是一个大工程，仅仅把那上百名官僚及军官的家产查抄理清就不是一时半会的事。事实上，等銮驾起行，老皇帝继续他的南巡之旅时，还未查抄一半的犯官，刘文济也被留在江陵，将此事负责到底，当然了，仅靠刘文济也是不现实的，老皇帝还把御史张知白留下辅助。

        公开处刑，家产籍没，这还不算，上百犯官罪将，其直系亲属，悉数流放，全部打包，送到安西去。刘旻正在大“改革”，搞得轰轰烈烈的，正缺人，老皇帝看得清楚，这些人在国内是祸害，到了安西那边，可就是人才了，以他们的“业务素质”，很适合刘旻的“营所”制。

        这样的处置，还是老皇帝克制的结果，依他本意，是要将其三族都处流刑，不过最后罢休了，樊知古帮他们求情，老皇帝给了他一个面子。

        即便如此，这之后，荆湖北道也是格局大变，曾经显赫一时的高门望族，坍塌坠落，化为尘埃。尤其是魏家，虽然没有被连根拔起，但魏忠这根主干一倒，剩下的小宗旁枝，即便还剩下些影响力，也泯然众人了，并且很可能逐渐消亡沦落，彻底消失在湖北上层，仅“墙倒众人推”，就够魏家子孙受的了。

        相反，被发配到安西的魏家嫡系，机会或许反而更大，只要肯卖力，在安西未必没有振兴家族的一日.

        这还只是那上百犯官，此前被拿下的，可有数百人，对他们的处置，区别只在于保住了性命，家产籍没，全家流放，这个套餐则没能免除。当然了，对这些人的流放，老皇帝这回是不偏不倚，安西、安东、林邑（新楚）乃至南洋，雨露均沾，全给赶到“国外”去了。

        死了那么多人，贬了那么多人，空出了那么多位置，水师系统且不提，从江陵府到布政司，那些可不乏要职，湖北官场由此云动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官场上从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换作平时，这么多职位发生调迁变动，一轮下来，花费个数年乃至十年都不奇怪，

        但经老皇帝这么一搞，湖北官僚震慑之余，对很多人而言，也可谓是天降福音，这样的机遇可是几十年难见。

        那么多职缺总要补上的吧，大大小小的官员，包括那些平日只冀望于熬资历的人都难免动心，一些积极主动的人，甚至在老皇帝还在江陵时，便忍不住上下“活动”起来了。

        至于这些职缺的补充，老皇帝虽然心存疑虑，但在斟酌之下，还是交给了樊知古，由荆湖北道布政司拟定名单，上报吏部审批。

        这自然是对樊知古支持的表现，空出来的这些职位，就是樊知古彻底掌握湖北大局的重要筹码，至于樊知古如何使用，老皇帝则无心管了，他只希望樊知古不要辜负他的期待。

        刘文济被委派查抄赃财，老皇帝自然不会对皇孙厚此薄彼。刘文涣也同时被委以重要差遣，主要有两项工作，其一湖北水师经此一难，人心涣散，战力不存，这样的情况显然不能容忍长期存在，必须即行整顿，使其迅速恢复秩序，而对水师的整顿事宜，老皇帝就交给了刘文涣，当然，由大内军指挥使呼延赞辅助。

        还有一事则是“扫黑除恶”了，江陵府繁荣的躯壳上，寄生着无数的虫蛭，活跃于社会底层，出没于暗角阴影，无时不刻不在吞噬着小民们的血肉，也动摇着朝廷的统治。

        因此，奔着剪除凶恶、还民治安，也要将江陵府繁荣表象下的浑浊空气澄清一新。当然了，再凶恶的爪牙，也只是爪牙，没有了权贵们的庇护，根本不值一提，于是扫到最后，还是一个治贪反腐的问题。而江陵府上空，最大的那张伞，已然折断，这倒给刘文涣减少了不小的阻力。

        给俩皇孙差事，老皇帝并没有太多表示，但落在有心人眼里，就是一个特殊且明显的政治信号了，这分明就是在考察两个皇孙嘛。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远在江陵，东宫那些宾客、佐官都不在，刘文济身边甚至只有两名随从，虽然老皇帝配备了张知白、呼延赞帮衬，但老皇帝提前有所交待，他们只为托底，在处事上基本更多地让两皇孙自由发挥，重点观察的，是他们的个人素质。

        对此，很多人考虑得远的人都不禁感慨，看来隔代之君的选择就在这两皇孙之间。然而，一生此念，却又引来更多的疑惑。

        倘若圣意属定二皇孙，那东宫嫡子怎么解释，那可是嫡皇孙，礼制不可废，即便封个皇太孙依当下的政治氛围，也不会有多少人反对，至少不敢明面反对。

        同时，皇孙文济，虽是太子亲儿，但他身上流淌着的契丹人的血脉，就不得不虑了。虽然大汉风气对这方面并不是那么地在意，但凡事怕对比，刘文涣与之相比，那才是根红苗正，更为人所接受。

        何况，漠北契丹尚存，倘若文济承嗣，那岂不给外夷窥伺中原的机会，这样重大的政治风险，即便是皇帝陛下也不敢犯吧！但是，皇帝终究老了啊.

        对于那些庸人自扰、杞人之忧，老皇帝自是一点不在意，他在意他关注的东西，把两皇孙放在江陵，同时委派差遣，然后默默观察即是了。

        隔代嗣君的事情很远，毕竟连太子都还没上位，但同时又很近，毕竟老皇帝一死，谁承名分就会成为朝廷一桩大事。

        因此，老皇帝怎么可能不思量。只不过，这件事对老皇帝来说，可比当年立刘旸为太子，要为难得多。抛开名分，洛阳那个尚不足五岁的稚童，怎么可能像这两个他几乎看着长大的皇孙，更得垂青。

        老皇帝当然不可能等待江陵之事完结再离开，他南巡可不只为荆湖北道，皇帝的恩威当布施于整个南国，怎能让湖北一道官民“专宠”，于是，在江陵待了十日之后，老皇帝发出诏令，继续南幸。

        起驾之前，老皇帝又发了一道诏令，不过是给江南与江西二道的，用意很明确，着两道都指挥司对辖下水师进行整顿。

        湖北水师的毛病，只怕整个南方水师都存在，湖北之弊，怕不是南国一例。老皇帝这道诏书，自然是一个警告，若是江陵之事殷鉴在前，还不加收敛改正，等圣驾至，再掀起一场酷烈之风，对老皇帝来说，可没有一丁点难度！

        自江陵出发，南下之途，所经路线，与当年卫国公慕容延钊平楚相同，也是近四十年前的事情了，记忆也有些模糊了。当初，老皇帝只通过前方战报，在地图上摸索研究着道路、城池、江湖、土地，如今亲自走上一遭，也算一次追忆往昔的旅程，意义不浅。

        顺江南出，折而向东，奔岳州。岳州可是荆湖北道排名第三的上州，人口数以十万计，虽然词已用老，但这确确实实是个鱼米之乡，物华天宝，尤其在过去的几十年，发展飞速，洞庭水泽之利，足以养民千秋。

        到了岳州，纵览洞庭风光，品尝鱼虾水蟹，仔细体味了一番湖光山色，秋风虽凉，却也别具一番景致。当然，岳阳楼是必去的一处场所，虽然还没有范文正公那道名篇的加成使其天下闻名，但楼里气象、楼外风光，也是一点不下于黄鹤楼之景致。

        大汉之岳阳楼，同样是新修过的，时间也不近，乃是早年洪江侯秦再雄驻守巴陵时牵头重建的，也算盛世景观的一种。

        只不过，当年不只修了楼，连带着堤防沟渠一道整葺，使其融为一体，既为景观，又惠及百姓。洪江侯秦再雄，在大汉当朝，还真切切实实地做下了不少的成绩，以瑶人出身，做到这一步，实在难得。

        因此，登岳阳楼之后，老皇帝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这个老瑶蛮，当即着人把他找来，要亲自接见。秦再雄早已是古稀之年的人，虽然依旧精神矍铄，但还是从军政坛退出，致仕还乡归养了。

        然而，身上虽不再挂有使职差遣，但代表他就彻底退下去了，秦再雄在两湖这边的影响力，可是汉夷通吃。这些年，秦再雄在辰州，筑桥、修路，开挖沟渠，疏通水道，兴办教育，推进汉化，一桩桩一件件，背后都有他的身影，当然不可避免的，辰州渐成秦氏的“独立王国”。

        皇帝召见，“恰巧”在洞庭游览的秦再雄是迅速觐见，对于这等“巧合”，老皇帝只是一笑了之。不过对秦再雄本人，老皇帝态度还是温和的。

        很早老皇帝就说过，若天下蛮夷皆如洪江侯，那中国再无蛮夷之忧。当然，全天下，也就这么一个秦再雄。

        自然不可避免地提到秦再雄在两湖的影响以及点到对辰州的控制，秦再雄政治意识可不弱，听得是心惊胆战，所幸，老皇帝也只是点到即止，最终还勉励他，让他再接再厉，要协助官府，保证辰州的平稳有序发展，消弭汉夷矛盾，造福当地百姓。

        对于这些勉励，秦再雄自然是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心里则琢磨着，接下来还是要收敛一些。他虽然在辰州一言九鼎，但还真扛不住来自天子轻飘飘的一句话

        岳州固然是物阜民丰，却也不值得老皇帝过于留恋，不过五日，再度起行。不过在起驾前一日，老皇帝亲自登上巴陵城西关楼，却是听说当初周行逢就是战死于此。

        老皇帝上城头，做了一番缅怀，还特地给人上了一炷香。当然了，区区周行逢是受不起老皇帝一拜的，当年还是个结据对抗王师的藩镇，老皇帝拜的，只是当初那一段峥嵘岁月罢了。

        从岳州赴长沙府，还是乘舟，让老皇帝颇为感慨，南下以来不到两月的时间，坐了他六十年不曾坐的船。

        自巴陵，出长江，过洞庭，逆湘江南下，迢迢两百余里水路，便抵长沙。以洞庭为界，分荆湖南北，然而仅隔一湖，两道所呈民风差异却极大。

        究其原因，或许在于湖南的人口构成复杂，其中包含有大量外来人口。当初平楚之后，湖南之地一片凋敝，满目疮痍，人口锐减，有统计人口不足百万。

        其后，便迎来了长达十数年的荆湖南道发展复兴，而人口政策，则是其中最根本的一项政策。早年的荆湖南道官员，自道司以下，无不积极求变，对内鼓励生养，对外则大肆招揽，流民、难民，蛮民、夷民，甚至山贼、盗匪，只要是人，照章全收，荤素不忌。

        发展到如今，可以说，湖南超过半数的人口，都来自外道州，这也造成了湖南的多元文化、复杂民情，而其中呈现得最显著的，当然是长沙城。

        过去的近四十年，几经兵燹的湖南，算是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从边归谠、昝居润，到赵匡义、李昉，再到如今的郭信，仅从用人，便可知道朝廷对于湖南的重视。

        同时，荆湖南道也是朝廷大力开发湖广地区的开端，几十年下来，更是一个最显著不过的标志了，成绩斐然。

        经济发达，人口充盈，文化繁荣，早在十年前，便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描述了，固然有过誉的嫌疑，却也展现着两湖的发展。

        相比之下，湖南走到如今，要更加不容易，毕竟基础要薄弱些，而大汉的荆湖南道，也堪称有史以来开发程度最高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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