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林邑王刘继戎，于建隆十二年正式继位，到正统二年，十四年的时间里，他基本以每年两次的频率发动战争。

当然，战争的规模并不算大，大的仗都被前辈们打完了，并且，半数的精力，都用在内部骚乱、叛部的平定上。

林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封国，并且在作为外来者的汉民族占据主要统治地位，享用大部分国家资源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没有反抗的，治安战在林邑同样打了几十年。

尤其那些被林邑征服并吞的真腊土地，那些部族、王公，那些利益受损的高棉人，面对汉人强势的统治与压榨，也不可能不反对。

在两代先王数十年经营的基础上，在几十万汉家子弟辛勤耕耘的努力下，刘继戎采取“内抚-外战”相结合的策略，彻底实现对原真腊国南部地区的征服，尤其是洞里萨湖广袤平原地区，这也是吴哥王朝立国之基，失去了这里，真腊国也就只剩下个虚名了。

当年刘文演征真腊，取得对敌人最后一次决定性胜利后，于洞里萨湖西南至临海地区，建立了敦、林二州。

等到正统二年，经过刘继戎承袭父志，十四年不间断征伐兼并后，林邑国已全据洞里萨湖区域，以及东部的湄公河流域地区，基本将现代越南南部、柬埔寨囊括进版图。

并于洞里萨湖以东地区设置吉州、暹州、湛州，于上游湄公河流域，设置克州、纳州、博州。

至此，刘继戎所统治的林邑国，在建国半个多世纪后，已然拥有18州之地，并且侵吞了本该走向一段辉煌历史的吴哥王朝国运。

在帝国大军将之击倒后，林邑国又快步上去，狠狠地揣上几脚，再踩在脚下，直至杀死，并从其尸体上汲取国家发展的养分。林邑国也由此，成为半岛第二大国，也是南洋地区具备广泛影响力的帝国封国。

而刘继戎于正统二年发动的北征，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虽然名义上是追剿已然北迁到“彭世洛”的真腊朝廷，但实际上是对原真腊那些四分五裂、割据一方的部族王公进行征讨。

这注定不是一件简单、轻松且迅速的事情，复杂与困难的地方，不在于军事，而在于陌生的地理、艰苦的环境以及落后的交通，这极大地消耗了林邑的国力。

因此，在经过对几个北部高原王公的艰苦征服后，也吃足了苦头的刘继戎，终于按捺住了他那颗急切的征伐之心，改直接吞并，为羁縻统治。

而此举，果然减少了北征的阻力，在保证原王公、酋长们权力与阶层利益的前提下，那些高棉人，自然也不愿意同强大且凶狠的汉人王国作对。

于是，效仿帝国本土的土司制度，刘继戎也于林邑北部地区，赐封了大量土司，表现“孝顺”的，还能给予爵位。

羁縻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选择，但也不否认其积极、正面意义，在实现开疆拓土的同时，也保证了林邑国北部疆域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

在北部安定的情况下，刘继戎也得以腾出手来，继续深耕国内，开拓垦殖，招抚归治，建制汉化。

湄公河下游的“河洲地区”，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林邑视为崛起之基，费尽心思，与真腊争夺。而孕育出了所谓“高棉帝国”的洞湖地区，那片大平原，更是肥沃，且有丰厚的基础。

当这两片肥沃的土地，落入林邑国之手，在汉人的统治经营下，也显然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文明开化程度大幅提升。

后续的历史发展证明，借着这两块平原河洲堪称得天独厚的优良水土条件，经过几十年经营，林邑国的国力迅速攀升，一度逼近乃至超过安南。

林邑王刘继戎，则在晚年的时候，以金州偏狭，不利于统驭诸方，将都城从金兰城，迁至茂州，并于旧城基础上，建立起一座横跨延水（刘继戎对国内进行了一番全面的汉化更名运动，洞里萨湖被定名为延湖，延通演）新都——南京。

还需提一句的是，刘继戎于正统二年的北征，固然没有取得拓地千里、征服万邦的成就，但却也是林邑军队第一次越过延湖大平原三面环绕的高原深山，登上北部高原，踏足现代泰国的湄南河平原。

而后者，也使林邑国再度碰到一个为难的问题，从陆地上，与西面的临海国接壤了，早在三十年前，临海国还是刘文海统治时，便在曼谷湾沿海地区，建立了据点，几十年的发展下来，已经形成了一座新的城市——滨州，并且趁着真腊崩溃的机会，向内陆深入两百余里。

在这里，又不得不提一提由临海王刘文海建立的临海国了，与林邑国相比，这就真是一个极端的政权了。

因为来自于帝国支持力度的不足（临海国可以说是刘文海，靠着晋王刘曦遗泽，一刀一剑，拼杀出来的），在只能依靠自身的情况下，刘文海生生将临海国打造成一个极具攻击性的军国国家，而临海国，也是以军国体制而维系发展乃至生存。

汉文明的底蕴，加上高度的军事组织，以及利益掠夺，三者相结合，在刘文海手中，爆发出了极度强悍的战斗力，也直接把本来走在兴旺发展道路上的蒲甘国，打回了原形，一度只能依托北部复杂的地理地势守国，可怜巴巴地维系政权。

当然，由刘文海一手建立的这个军事王国，也不可能是健康的，乐于战争，而短于生产发展，一旦战争的收益不能弥补成本损耗，那就会出大问题。

这一点，刘文海在晚年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并有着手改变。也获得了一定支持，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下缅甸地区，建立了不少农业生产区。

只可惜，刘文海死得太早，建隆六年就病逝于平叛途中，当时他才54岁，也打断了临海国那艰难的转型过程。

刘文海死后，其次子刘继绪袭王位，而刘继绪显然没有其父的威望与能力，更无法处置临海体制转向的大事，因此，那些年里，临海国一直很挣扎，尤其在战争与发展大事上，始终找不到一个平衡。

甚至，连对躲在北部山区中苟延残喘的蒲甘国的压制，都放松了。若非滇黔之乱后，“滇族”入缅，与蒲甘合流，后来又内讧，导致蒲甘大乱，临海国也未必能平定北方，实现对缅甸地区的全面吞并。

然而，这样的临海国，问题显然不小，矛盾很严重，在面对此起彼伏的内部骚乱之时，以军武立国的临海，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问题：下一步向哪里扩张？

而东面的滨海地区，显然是个不错的方向，并且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基础。当极具扩张性的临海国，与同样强势的刘继戎统治下的林邑国，同时向“泰国”大平原地区伸出爪子的时候，摩擦出些火花，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到正统二年的时候，整个中南半岛，经过三国的前后半个多世纪的开拓之后，剩下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丰沃之土、有利之地，已经被分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蛮荒僻野，吸引力也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三国的“拥挤感”，只会越来越明显，而如何处置这样的局面，对三国而言是一个难关，对中央帝国而言，同样是一道难解的题，甚至是无解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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