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十一年初秋，在兴国之战还没有一个明确结果上传抵京时，皇帝圣躬驾临岳桦宫，看望抱病在榻的母亲萧绰。萧太后常年修身养性，少俗务繁累，因此身体一向保养得不错。

然而，终究敌不过岁月的侵蚀，毕竟已过古稀之年，过去几年身子骨一直不太好，用再好的药补都无大用，让刘文济深感忧心。

萧太后，不仅是刘文济的母亲，更是他一路走来登上皇位的最大功臣，是几十年隐藏于他身后最重要的谋主。可以说，刘文济能有今日，是萧太后一手造就了他，也可想而知刘文济对萧太后的感情。

看望之余，刘文济以当年“契丹亡国”之事向萧太后致歉，但他还是小瞧了老母亲，萧后在契丹事上不说话，不是以沉默表示不满，只是不便开口罢了。

感刘文济内心之复杂多虑，萧太后仍是她坚持了几十年的态度，身心已入中国，再无契丹。刘文济又咨之以漠北事，人老心明的萧太后，认识依旧清醒，意见很明确，乃蛮金国，宜早除之，草原大漠，宜分治之。

经过与老母亲一番简短却深刻的谈话后不久，刘文济彻底下定北伐大漠、攻灭金国的决心，并且，就在十一年秋，在秋高马肥，金兵最常南掠的季节，朝廷出兵了，正式开始直面并解决漠北之患，也拉开汉帝国对乃蛮金国全面反击的序幕。

当然，这是基于滇黔之乱进入尾声，西南大局趋于稳定的前提，否则以刘文济在军事上的稳重与谨慎，也未必就会如此急切。

综刘文济统治生涯，虽然一直面临着各种来自朝野内外的压力，但他对自己的作为也向来是清醒的，他极度渴望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层神圣而华丽的外衣，但绝不包括军事冒险。

不管是滇黔之乱，还是漠北之患，最终诉诸于军事打击，其主要目的仍是为帝国的安全与统治。即便忍耐持重若厮，在发动北征之时，还是有人忍不住挑刺，闲言碎语，含沙射影，指责朝廷南征北战，是在穷兵黩武。

太和楼中的清谈阔论可以当耳旁风，那里议政之风从来开放，有反对也必有支持。真正让刘文济感到糟心的，还是朝中一些官员的意见，还是他比较倚重的文臣。

比如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刘筠，就以西南未定、不宜北征上书谏阻，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北征不利因素，希望皇帝能偃武修文，以安天下人心......

对于刘筠一番建言，刘文济是出奇地愤怒，收到奏章后，即将刘筠召至驾前，狠狠地批判驳斥了一番，然后将其贬到漠南担任学政，让他在狼烟四起的塞北，亲口问问边地的军民，天下可安？人心可定？

刘筠是雍熙朝的进士，曾与大学士杨亿并称“杨刘”，在才学上虽然不如杨亿那般有灵气，但凭着扎实功底、清简风尚、标准道德，几十年下来也成为帝国文坛巨匠，士林领袖。

刘筠曾任中书舍人、知制诰，也曾知贡举，还常年在政法大学堂担任教授，还在那里，与考入大学堂的包拯结下了一段师徒之缘，他是“包大人”的人生导师与仕途上领路人。

刘文济对刘筠抑或持类似观点臣僚的愤怒，根本原因在于，他被双标了，这是尤其让他讨厌，撕裂他内心的行为。要知道，建隆九年时，他为何按捺不举，就是因为顾及西南。

如今，西南已然大局在握，正欲向北安民建功，刘筠等臣又拿此等言论来劝阻乃至指责，这十分让刘文济怀疑他们的居心。甚至于，让刘文济产生一种，他对这些文臣“太好了”的反思，否则岂容其如此放肆。

心情激愤时，刘文济是很想拿世祖时期的诸多大征来举例的，与之相比，他的建隆时代就已经不只是克制了，但依旧免不了以偏概全、断章取义者。

然而，刘文济心里又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他毕竟不是世祖皇帝......

汉帝国于建隆十一年秋进行的北征，严格意义地来讲，只能叫“汉军出塞”，不管从目标上还是规模上，都只是朝廷大举北伐灭金的一个前奏，但真正动员起来之后，就奔着决战去了。

对于和平多年的帝国军队来说，即便常年保持着不错军事装备与训练的边军，从治安维持转移到真正的战争轨道，这种变化依旧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因此，此次秋伐，汉军出动军队的规模并不大，只分两路进军，一路以萧惠为主将，率领禁、边骑两万五千余军，自漠南出，远击漠北，目标直指金国腹地的地舻朐河流域，在那里分布着诸如塔懒、河董等自契丹沿袭而下的城池，是漠北草原中部核心，也是连接东西，维系金国对漠北那并不牢靠统治的要害通衢。

萧惠，这个契丹族出身的大将，这把刘文济磨了整整二十年的刀，终于到出鞘的时候，被用在漠北事上。同时，这也是时隔近六十载，大汉铁骑，再度横涉大漠，远征绝域。

当然，仅从地理环境与时代背景来说，漠北之于汉军，已经不算绝域了，至少不像过去那般陌生，同时萧惠军不只全部骑兵武装、高度骡马化，还有一大批草原部族作为仆从向导。

在契丹灭国后那些年间，帝国朝廷可不是什么都没做，全然坐观金国的扩张、与饶乐的厮杀，至少在漠南地区，山阳道司对南附的原契丹国民进行了相对妥善的安置与约束，奉枢密院军令对溃散之契丹兵卒也有了重新编练，对漠南的地理气候、金国金兵都有更为详细的了解、整理、熟悉，一切的一切，都是为动兵之用。

而出漠南之萧惠军，仍然只是一支偏师，朝廷真正的大动作，正是在“汉金”交锋第一线，饶乐、燕北地区。燕北都指挥使董从俨，在兴国之战中的表现，获得了刘文济的信任与大胆起用，直接被任命为漠北行营都部署，总燕北、饶乐、安东及一部分山阳边军，计七万步骑，北讨金国，目标大泽地区（呼伦湖）。

当然，名义上的北伐统帅，这个名誉，刘文济给了饶乐王刘昕，作为一种安抚，而老王爷在常年与金国的鏖战中，又经兴国之围，已经病倒了。因此，董从俨就是东路军实际的主帅。

王师一发，地动山摇，漠南、燕北这两路军加起来，就是十万大军了。到此时，刘金才真正感受到，与一个认真的、强盛的中央帝国交手，究竟是怎样一种体会，过去十多年的胜利，多多少少给他带来了一些错觉，即便他自认已经足够冷静了......

汉军北上之时，刘金仍驻静边城，率领部众在大泽及周边草原就食恢复，兴国之败，对他而言算得上一次大挫败，但还不算伤筋动骨，伤亡严重的是征服不久的仆属部卒，他乃蛮本部精锐，死伤还不算严重。

因此，在汉帝国北疆进行动员的时候，刘金也在休养恢复，集兵聚将，准备趁着秋高再度南下，找回场子。恰逢汉军北上，这正合刘金之意，汉军送上门来，正可借主场优势歼之。

面对帝国联军汹汹而来，刘金并不畏惧，他使用其一贯的战术，派出数支骑兵，轮番南下，骚扰迟滞汉军，意欲在“疲敌”之中，寻找战机。

事实证明，董从俨在兴国之战的表现，并不是昙花一现，对于金兵的战术，他早有应对，行军的军阵，诸军的任务，应急准备措施，他安排得井井有条的。金兵的疲兵战术起到了作用，但并不大。

当然，最关键的地方，还在于汉军充分的准备，步骑结合，是汉军对付游牧骑兵传统战术，这个传统也再度被董从俨使出来了。

金军兵少，那是来送；兵众，足以拒之；若是来攻，更是求之不得。因此，到九月底时，董从俨军历经辛苦跋涉，终是成功饮马大泽，遥指静边城。

在这个过程中，刘金做了诸多努力，但一无法阻止汉军进兵，二则难以寻到真正有利的战机，只能一步步眼睁睁看着汉军的阴云笼罩在大泽草原。

而进入大泽腹地之后，汉军在行动就积极多了，兵分两路，一路由安东国大将刘尚远统率两万骑兵，游弋搜猎，寻找金兵主力，董从俨自己则率领中军步骑，继续向静边城挺进。

这种局面下，刘金最终选择撤出静边城，将之拱手相让。倒是刘尚远军，刘金与之交手几次，但没有一次达成目的，一是刘尚远能打，汉骑难歼，二是不敢投入全部力量，怕被汉骑纠缠上，引来主力。

在一种相持拉锯的局面上，双方从秋季纠缠到冬季。入冬之后，天气渐寒，刘金再度改变战法，他抛却老弱，放弃大泽部众，任其避祸，集结了五万精骑，备足粮草，躲了起来，同时截断汉军粮道

刘金是发现了，正面与汉军对抗，还是很吃力，即便胜了，死伤也严重，因此，他打算借“长生天”的力量，寒冬的漠北有多可怕，他再清楚不过了，而七万汉军，想要生存下去，困难是格外艰巨的。

刘金的判断并不能算错，因为在这个冬季，在静边城冻死冻伤者，数以千计，但东路汉军出征之前，携带有充足的军粮，除了专门的辅兵，每人每马皆负三月干粮，同时在战事前期，一直有源源不断的粮草从燕南—燕北—饶乐送抵前线，虽有不少在金兵的袭击下损毁了，但成功抵达前线的仍旧有不小补足。

从寒流席卷，天降大雪，以及金兵躲避兵锋开始，各部汉军在董从俨的命令下，便进行严格的补给配发，节省口粮，以静边城为依托，生生扛过了整个冬季。

同时，出征的汉军，不管是塞北还是饶乐、安东，对寒冷的耐受程度上，也并没有刘金想象般的差，尤其是燕北、饶乐、安东之军。

即便如此，汉军都死以千计，熬到后面，军中也开始杀牛、杀羊乃至杀马。而作为对手，在漫天雪白之下，刘金统帅下的金兵，同样死伤惨重，天地之力，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只看谁更能熬。

当然，在这场对峙中，最惨的应该是那些当地部民，他们被刘金抛弃了，抛弃之前，还被收缴了大量口粮及牲畜，等待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为了战争，为了击败甚至全歼汉军，刘金不顾一切，采取了最极端、最残酷的策略，

很大泽部民没办法，选择往静边城的汉军投降，希望获得口粮，求得活命机会，但汉军连自己都尚且顾及不全，又怎会在意这些敌部的死活。

草原上的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这是极端恶劣地理气候条件造成的。等到十二年春，当气温渐渐回暖，冰雪逐渐消融，刘金依旧未能等到他期待的战机。

汉军在充足的准备之下，虽然死伤不少，但依旧坚持着，并且积极迅速地派军，打通粮道，在汉骑的护送下，来自汉帝国的后勤军队，继续跨越千里，向静边输送着粮草。

面对这种情况，反是刘金统帅的金兵主力，已经趋于崩溃。到最后，从拒敌之战，变成生存之战，在小心观察之后，终于按捺不住，向一支五千多人的汉军后勤军队发起突袭。

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那就是董从俨给刘金设的一个诱饵，在一种马瘦毛长、兵困粮乏的局面下，汉金之间展开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会战，也是决战。

但交手规模，可比开战之初的声势小多了，汉军分前后军共六万多人，金兵不足四万，会战的结果，汉军全胜，金兵惨败，几乎全军覆没。

在一种近乎绝望的疯狂之中，很多金兵都不愿逃跑，要么战死，要么投降。最大的意外或许在于，刘金这个称霸一时的枭雄也倒下了，死在一支不知发自何人何弓的流矢之下，既不英雄，也不壮烈。

随着的刘金的头颅，被飞马传送洛阳，漠北之患也进入到收尾阶段了。这是一个很出人意料的结果，很多帝国大臣都看不明白，为什么滇黔之乱，持续了三四年，而明显更加强势难缠的乃蛮金国，竟然被董从俨一战而定。

当然，漠北的平定，也并非东路军一军之力，在汉金双方于大泽地区艰苦鏖战之时，萧惠已然率领汉骑，将漠北中西部一扫而空，若非天候的原因，都要挺进空虚的乃蛮老巢了。

于汉帝国而言，这场战争，最大的消耗，并不是漠北战场上的损耗，而帝国动员北方却未尽其用，从而造成的大量非战损失以及浪费。

同时，金兵之败，刘金之死，只是漠北走向平定的一个开始，余乱又持续了三年多，主要是刘金后裔以及乃蛮余部，在漠北继续为祸。

不过，随着建隆十四年，萧惠率领种世衡、狄青等将，横扫漠西，踏平乃蛮诸部，勒石金山之后，漠北广大地域方才再度进入一个长期的安定状态。

当然，乃蛮人在漠北的痕迹也并未完全消除，一部分西迁，一部分被朝廷册封的草原部长吞并，还有一部分逃到北边，与翰难河下游地区的蒙兀室韦逐渐融合。

乃蛮金国崩溃之后，漠北地区可谓满目疮痍，一派混乱，这一回，帝国没有再继续放任一个什么游牧政权了，而是建立了一个直接听命朝廷管辖的漠北都护府，下设统军、巡抚、税务三司，分区分别管理当地部族。

漠北的平定，是刘文济统治下大汉帝国走向极盛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这场几乎波及整个帝国北方的战争，主要成就了两个人，一董从俨，二萧惠，两人皆以殊功，进入枢密院，成为刘文济统治中后期帝国军坛的重要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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