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哥家的日子让她这辈子的物质生活到达了丰盛的顶端：在席梦思床上睡觉，在整体浴室洗澡，在真皮沙发上看电视，时不时就下馆子吃饭。大哥让她吃什么，她就吃什么。大哥让她喝什么，她就喝什么。当着他们，她只说：“好。”大哥很是欣慰和自豪，甚至为此炫耀起来。他认为自己尽孝的方式也在与时俱进。我不止一次听他说：“奶奶说她喜欢万福饭店的清蒸鲈鱼。”“奶奶说她喜欢双贵酒楼的太极双羹。”

  我不信，悄悄问她，她抿嘴一笑：“哪儿能记住那些花哨名儿，反正都好吃。”不过，对日本豆腐她倒是印象深刻：“啥日本豆腐，我就不信那豆腐是日本来的。从日本运到这儿，还不馊？”

  夏天，大哥家里的空调轰轰地响着。他们一出门，她就把空调关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就不是正经日子。”她说。“热不着也冻不着，不是福气么？”我问。“冬天就得冷，夏天就得热。”她说，“不是正经日子，就不是正经福气。”

  吃着大棚里种出来的不分时节的蔬菜，她也会唠叨：“冬天就该吃白菜，夏天就该吃黄瓜。冬天的黄瓜，夏天的白菜，就是没味儿。”

  “你知道这些菜有多贵么？”“是吃菜，又不是吃钱。”她说，“再贵也还是没味儿。”

  看到大嫂二嫂都给儿子们买名牌服装，她就教训我：“越是娇儿，越得贱养。这么小的孩子，吃上不耽误就中，穿上可别太惯了。一年一长个子，穿那么好有什么用？”

  “你就只会说我，怎么不说她们？”我说，“吃柿子捡软的捏！”“看你这个柿子多软呢。”她不由得笑了，“好话得说给会听的人。媳妇的心离我百丈远，只能说给闺女听。”“你的好话还不就这几句？我早就背会了。”“好文不长，好言不多。背会了没用，吃透了才中。”……那天，小侄子的随身听在茶几上放着，她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地指了指，问我这是做什么用的。我说可以听音乐。她害羞地沉默着，我明白过来，连忙去找磁带，找了半天，都没有合适的。只好放了一盘贝多芬的《命运》。

  听了大约十几分钟，她把耳机取了下来。“好听。”她说，“就是太凉。”她也看电视。有时候，我悄悄地走进大哥家，就会看见她中规中矩地坐在那台三十四英寸的大彩电面前，静静地看着屏幕，很专注的样子。边看她边自言自语。“这嗓子真亮堂。一点儿都不费力。”是宋祖英在唱歌。“可不是，那时候穿的就是这衣裳。”画面上有个女人穿着旗袍。“哎呀，咋又死了个人？”武侠片。

  大哥回来，看的都是体育节目。她也跟着看。一边叹息：滑冰的人在冰上滑，咋还穿那么少？不冻得慌？那么多人拍一个球，咋就拍不烂？谁负责掏钱买球？开始我们还解释得很耐心，后来发现这些问题又衍生出了新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连环套，不由得就有些气馁，解释的态度就敷衍起来。她也就不再问那么多了。

  一九九八年“法兰西之夏”世界杯，我天天去大哥家和他们一起看球。二哥也经常去。哥哥们偶尔会靠着她的肩膀或是枕在她的腿上撒撒娇——她现在唯一的作用似乎只是无条件地供我们撒娇。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能容纳你无条件撒娇的那个人，就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她显然也很享受哥哥们的撒娇。球赛她肯定是看不懂的，却也不去睡，在我们的大呼小叫中，她常常会很满足地笑起来。

  看到球员跌倒，她会说：“疼了吧？多疼。快起来吧。”

  慢镜头把这个动作又回放了一遍，她道：“咋又跌了一下？”

  球进了网，她说：“多不容易。”

  慢镜头回放，她又道：“你看看，说进就又进了一个。”

  我们大笑，对她解释说这是慢镜头回放，是为了让观众看得更清楚些。

  “哦，不算数啊。”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我哪儿懂。”

  刚才进球的过程换了个角度又放了一遍慢镜头。

  “看看，又进了。又进了。”她说。听我们一片静默，她忐忑起来，“这个算数不算数？”

  住了一段时间，她越来越多地被掺和到两个哥哥各自的夫妻矛盾中——真是奇怪，我婚后的生活倒很太平。这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安分的毒，这毒的总量是恒定的，不过是发作的时机不同而已。这事不发那事发，此处不发彼处发，迟不发早发，早不发迟发，早早迟迟总要发作出来才好。我是早发类的，发过就安分了。哥哥们和姐姐却都跟我恰恰相反。一向乖巧听话的姐姐在出嫁后着了魔似的非要生个男孩，为此东躲西藏狼狈不堪，怀了一个又一个，流产了一次又一次，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女孩，那个儿子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大哥仕途顺利，已经由副职提成了正职，重权在握，趋奉者众，于是整天笙歌艳舞，夜不归宿，嫂子常常为此疑猜，和他怄气。二哥自从财经学院毕业之后，在县城一家银行当了小职员，整天数钱的他显然为这些并不属于自己的钱而深感焦虑，于是他整天谋算的就是怎么挣钱。他谋算钱的方式就两种，一是炒股，二是打麻将。白天他在工作之余慌着看股市大盘，一下班就忙着凑三缺一，和二嫂连句正经话都懒得说，二嫂为此也是怨声载道。

  没有父母，奶奶就是家长。她在哪家住，哪家嫂子就向她唠叨，然后期望她能够发发威，改改孙子们的毛病。她也说过哥哥们几次，自然全不顶用，于是她就只有自嘲：“可别说我是佘太君了，我就是根五黄六月的麦茬，是个等着翻进土里的老根子。”

  我每次去看她，她就会悄悄地对我讲：这个媳妇说了什么，那个媳妇脸色怎样。她的心是明白的，眼睛也是亮的。但我知道不能附和她。于是一向都是批评她：“怎么想那么多？哪有那么多的事？”

  “哼，我什么都知道。”她很不服气，“我又没瞎，你怎么叫我假装看不见？”“你知道那么多有什么用？你懂不懂人有时候应该糊涂？”终于，有一次，我对她说。

  “我懂，二妞。”她黯然道，“可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想糊涂的人糊涂不了，想聪明的人难得聪明。”

  “这么说，我奶奶是糊涂不了的聪明人了？”我逗她。她扑哧一声笑了。

  最后一次孕前检查，医生告诉我是个男孩。婆家弟兄三个里，董排行最小。前两个哥哥膝下都是女孩。

  “这回你公公总算见到下辈人了。”奶奶很有些得意地说。

  儿子满月那天，她和姐姐哥嫂们一起过来看我，薄棉袄外面罩着那件带花的深红色对襟毛衣。我刚上班那年花四十元给她买的这件毛衣，几乎已经成了她最重要的礼服。她给了儿子一个红包。

  “放好。钱多。”她悄悄说。

  等她走后，我把这个红包拿了出来，发现除了一张一百元，还有一张十元——那一百元一定是哥哥们给她的，那十元一定是她自己的私房。

  我握着那张皱巴巴的十元钱，终于落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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