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宣传机构立刻就这次谈判进行了密集的批评，他们通电指责外交部，把责任都推在任用一个“毫无外交经验，冲动、暴躁、丝毫不懂得迂回手腕的年轻军阀”上，并斥责张汉卿“把施展于同胞的武力办法诉诸于外交，实是造成此次外交破裂的罪魁祸首。”

被国民党控制的已经被恢复的“旧国会”也因此指责张汉卿。

苏俄代表加拉罕也对外界说：“如果北京政|府不能改变其强硬的立场，我们将改变谈判对象，寻找可能的有国际视野的党团代替它。”言下之意，苏俄将不会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地位，而这个“有国际视野的党团”无非是国民党而已。

吓唬谁啊？苏俄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它，稀罕吗？现在从总体上说，不是中国求着苏俄，而是他们急着要同中国处好关系。国民党如果敢于绕开中央政|府私自同苏俄谈判，张汉卿会毫不犹豫地宣布其为叛党，并在全国进行一轮猛烈的清洗！

作为当事人，代表团第二代表顾维钧支持张汉卿的作法，他对外界恨恨不平地说：“通电指责外交部，拥护他们私下谈妥的协议草案，以出卖国家利益交换其党团上位等等，显然都是在苏俄使团、王博士（王正廷是耶鲁大学博士）的同伙、以及在北京的国民党信徒们的煽动下干的。

他们的行动肯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

人民党的宣传喉舌也展开反击，不但痛斥王正廷的软弱，还影射国民党为了私利急于谋求与苏俄建交的阴谋。双方唇箭舌枪，斗得不亦乐乎。

就在天津大学里，即将毕业的于一凡也被扑天盖地的关于张汉卿的消息弄得欲罢不能。学生们都是爱国的，对于张汉卿的“霸气”，绝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过瘾，认为讲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挺直了中国人民的脊梁。于一凡每听到此，心里都是美滋滋的。张汉卿在她心中的形象一直很高大，无论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建树、文学上的成就、经济领域异乎寻常的敏锐…现在连发火都那么帅！

同时刻的谷瑞玉，也缩在被窝里，给张汉卿写了第一封情意绵绵的信。

远在洛阳的吴佩孚对此十分欣慰：原本的两大对手，现在竟然针锋相对起来，大感开心。看，还没谋成统一，自己倒先干起来啦！不过透过纷乱的硝烟，他心里是赞成张汉卿的。

别的国家耀武扬威也就罢了，你一个根基都不稳的苏俄，还想狮子大开口再从中国捞好处，还以为是二十年前的中国吗？还以为你是二十年前的俄国吗？无论和张汉卿的政治立场如何，他认为帮助奉系，责无旁贷。

在他的要求下，直系也发出声音，赞同张汉卿的主张，这让远在上海的孙逸仙感到不安。如果直奉从此联起手来，基本上统一的中央政|府内部将再无国民党的立足之地，他的国民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中央各派系的不和促成的…

而且张汉卿的手段他已经领教过了，是个真的敢于向他全面开火的“硬汉子”，“张大炮”的外号不是白起的。为了在将来的政局中不至于被边缘化，他还需要奉系的力量，因此不能恶化双方的关系。他指示国民党在北京的议员们，停止对张汉卿的炮轰。

没有了后台的帮助，王正廷因为少帅的骂而在外交部呆不下去了，他选择了提前退出政坛去专任那让国人当时一直搞不懂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了（王正廷就在今年当选，他因此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据说黎元洪总统当场就批了，没有给他一点例行性场面上的挽留…

其实这样也好，因为这时候的北京政坛，已经遍是奉系的人，他一个被少帅骂过的行政官员是不好再混下去了，奉系全面掌握中国大局已经为时不远了。

苏俄代表团还在向其国内密报结果等候指令的时候，张汉卿搬进了他在北京的新大帅府----原顺承郡王府。

这是一个很“另类”的王府，在北京那么多的王公府邸中，它有两点是别树一帜的：按清代制度王府前面应该有大狮子一对，唯独此家没有；王府的正所即正殿前都不种树，唯独这个王府的大殿前种了四棵高大的楸树，从街道很远地方就能看到它那虬枝杈丫的树冠，据说从明朝开始就留下来的。

它本来是清朝礼烈亲王代善第三子萨哈廉的二儿子克德浑的王府，它在雍正年间曾因在西北战败被罚，元气大伤，当时的王爷把家产变卖一空。这场处罚使得它一蹶不振，以至于老北京人有了“锦什坊街怎么那么长，里头住着穷郡王”的顺口溜。

传到第N代之后现在袭爵的是现任顺承郡王文仰宸。因为生活压力大，他在民国六年通过熟人把王府租给当时的红人徐树铮，之后奉系进入北京，汤玉麟便占着这个地方。老汤调热河后，这里便成了张作霖在北京的落脚点，现在张汉卿名正言顺地进来了，这里便称为北京城的大帅府。

张汉卿自住王府，他的卫队大部分住在历代帝王庙。

这里后来改为全国政协驻地，原府则改为一桌至少1888元的奢华大酒店了。对于后世月工资可能在这里吃不了几顿饭的张汉卿来说，能够住进王府的感觉是美妙的，那是一种难言的心灵上的慰藉：可能住的床铺还没有东北的炕头来得温暖，但毕竟是王府矣，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家！

这里很快成了北京城最繁忙的所在，北京城的各方显贵，来拜访的络绎不绝。北京交通部门甚至在其西墙外的锦什坊街两头派驻了几名警察，负责指挥这时的交通。

白天政事繁忙，晚上是一帮子老朋友聚会的时候：梅兰芳、袁克文、溥侗、刘喜奎这是最早认识的一帮子人，他们凑在一起的一个妙处是张汉卿能够听到常人难得一见的奇景----为了感谢他当初的仗义相救，这些戏曲界的大腕们常常串场演戏。

张汉卿对这些咿咿啊啊的东西本不感兴趣，念在他们一片真心的份上，特别刘喜奎又是个难得的美人儿，也就装作很风雅的样子，目不转睛地地辨认谁是梅兰芳扮演的女相，谁又是刘喜奎扮演的真正的女人，各取其乐，快活无比。

最快活的就是于一凡也凑在一旁品头论足。她是大帅府的常客了，而且一向跟张汉卿混熟了，根本不把自己当外人。她一会儿指着这个说扮相极佳，一会说那个唱腔优美，兴奋处还缠着张汉卿也要下场。

台上台下都是名角名家，随便指点下都受益匪浅，不过她也是说说而已，捧上人场罢了，真要下场，只怕会被张汉卿骂死。虽然不知道张汉卿为什么对戏曲不感兴趣，她这个鬼精灵，能看得出来。

有她在，生活顿觉得很有暖意，连冬日的寒冷也感觉不出来了：本来就感觉不出来，王府的卧房里可是通着暖的。

谷瑞玉也常来，自从她向自己写了那封颇有深意的信后，作为过来人的张汉卿立刻就知道她的意思了。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要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好男人形象、不能显出一付猴急模样，张汉卿恨不得早早摘下这颗满是蜜汗的熟透了的仙桃。

每次两人凑巧齐来的时候，是张汉卿最难过也最幸福的时刻。于一凡娇柔清新作风新潮大胆，谷瑞玉丰满妩媚秀色可餐，让张汉卿心猿意马。

这小妮子不知身体为什么发育得这么好，才18岁吧？比于一凡还小了一岁，却有着傲人的双峰与充满诱惑的双臀，登峰的感觉相信每个男人都有机会遇到，如果是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呢？这种感觉和一般的小山头会相同吗？

和谷瑞玉相处，要想就想，想看就看，没有一点负担。可是跟于一凡，总有些别扭：好歹也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又是于凤至的侄女，难道自己有萝莉控？

怀着吃与不吃的纠结，每天晚上到很晚才能睡。

他把满腔的怒火，都放在与加拉罕的谈判上，这让加拉罕苦不堪言。

“中东路不能谈、蒙古问题不能谈、道胜银行不能谈，放弃一切旧俄在华特权、租界、治外法权与不当利益，承认中华民国主权，声明与所有中国党派（指国民党）的私下合作协议作废，才是与中国缔结和平条约、相互承认的基础…”

“在现有基础上，增大以粮食换军火、换机器的比重，是双方增加信任的前提。当然，交易对象必须是奉系旗下的人民军、奉军，严禁对其他地方势力的武器资助或各种形式的交易…”

“俄共以不支持在中国成立共X党、不支持奉系之外的革命运动，来换取中国不支持白俄残余力量的保证，对于流落在华俄人，中国政|府也不支持其反苏俄的行为，如果发现，将按中方法律予以严惩…”

中东路已经事实上控制在奉系手里好久了，现在只差一个正式的承认；蒙古在几次洗礼下已经已经没有了动心思的空间，除非是武力；道胜银行用那位少帅的话说纯粹是商业问题…和这位中国的少帅打的交道越多，加拉罕知道对方的底牌也越多。

随着他对张汉卿的熟悉，他深深地知道，让这位少帅吐出已经到手的东西是不现实的，双方应该就更现实的东西进行谈判才是正解。

苏联成立在即，加拉罕知道它亟需一个大国的承认，这将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中国虽然算不上大国，但它的疆域很广阔，与他们建立一个长久和平的关系，对减轻未来苏联在东方的压力至关重要”，这是列宁同志亲口跟他说的。

既然中国在少帅的带领下水泼不进，执着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完全没有必要。鉴于此，被授予全权的加拉罕决定，终止与中国的继续谈判，全盘接受中方的提议，以尽快签署对中苏两国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和平条约。

同时，为了表达对华友好的诚意，在张汉卿的提议下，苏俄政|府正式声明，放弃根据1901年《辛亥条约》中国应付给俄国之庚子赔款要求，将其用于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

虽然自从俄国陷入内乱后中国政|府已停止交付了多年，但得到正式的声明，还是给西方以悸动，为后来的庚子赔款的解决带了好头。

当加拉罕向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备忘录，建议把中俄两国的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级，中国政|府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由此，苏俄成为第一个向中国派出大使的国家。

张汉卿以其纵横捭阖的魄力使苏俄代表完全承认了中方的要求，既给以往的耻辱画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句号，也给冷眼于嘲笑张汉卿军阀作风的国民党系一记耳光。从此后，少帅不单单是民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还是驰名中外的杰出外交家。

中俄协定的签订，是苏俄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使苏俄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如它不但成为北京外交团团长，而且能使其与外交团真正进行外交战。当外交团要求苏俄承认北京使馆区的既定地位时，苏俄政|府则断然拒绝北京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当然对中华民国的好处也是显见的：它是中国人民反对殖皿煮义斗争中的一大胜利，它在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这一协定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拥护。

签约当天，当时的《北京日报》以《最幸福的事件》为题目的社论中写到：“中国与哪一个列强也不可能签定比这更好的条约！”�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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