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号召下，俄国人民投入了战争之中。

                1919年对俄共来说是一个艰苦的年份，也是一个光荣的年份。外国侵略者，国内白军，还有孟什维克们终于赤裸裸的站在了一起。在俄国，除了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维埃之外，大量的孟什维克也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们一面抵抗着白军以及外国干涉军，一面努力争夺群众，强力消灭各地的孟什维克政权。

                凡是不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政权，凡是不能与人民结合在一起的政权，面对人民战争都会束手无措。在这点上，全世界各国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从战略上讲，俄共一直没让高尔察克与邓尼金两股军事力量汇合。如果这两者一旦在1918年彻底打通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其结果将是可怕的。

                不过到了1919年，布尔什维克在广阔的俄国农村都建立起自己的基层组织，把白军以及孟什维克们那软弱的基层组织给从俄国大地上连根拔起，剩下的战斗就成了对敌人的重兵围剿而已。

                1919年7月，红军围攻高尔察克的据点，兹拉托乌斯特城的战争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但是当一支数量不算太大的英军态度坚决的突破了红军控制区进入高尔察克的控制区之后，局面就显得更加古怪起来。

                俄共不想与协约国爆发全面战争，任何能够导致协约国更大介入借口的冲突都是红军试图避免的。特别是这支英军公开打着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旗号，红军就更不想惹出是非来。毕竟这只是一支规模不足一个团的英军，这等数量的部队并不可能对战局有什么根本性的扭转。而且英军与高尔察克接头之后，很快就撤退了。

                接下来，红军很快就发现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高尔察克的军队数量上不算差，战斗能力与水平都不亚于红军部队，他们的最大问题是士气低落。作为剥削者的军队，他们并不是为自己而战。这支军队并非扎根在这个国家的人民之上，而是依附在统治阶级之上。单纯的顺风仗时候，军队或许还能展示出一定战斗力。进入残酷的消耗战，或者需要付出极大意志力去压倒死亡恐惧的时候，这样的军队就蔫了。

                俄国红军尽管没有人民党旗下的工农革命军的系统理论建设与大量实践总结，但是与高尔察克的部队一比，俄国红军还是扎根于俄国民众间的力量。

                所以通过前期的艰难战斗，红军第五集团军以及第二集团军已经完成了战役前的准备。接着进攻兹拉托乌斯特的第五集团军与进攻叶卡琳娜堡的第二集团军遭到了高尔察克部队的顽强抵抗。

                这真的是顽强抵抗，在每一条战壕，在每一个高地，在每一个战斗场所，高尔察克军悍不畏死的战斗着。原本红军拥有的坚强不屈，死战不退，坚持到底的品质，在高尔察克部队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最特别的则是那种敢于进攻的精神，红军每次战斗中都是靠这种进攻精神最终压倒敌人的。高尔察克军遇到重大伤亡的时候，总是很快失去了士气，或者试图寻求更轻松胜利的进攻路线，或者调集火力试图压倒红军。红军靠的就是意志来一次次击败这些颇有经验的白军。

                现在红军面临的白军在白天死战不退，很多白军在阵地遭遇突破危险在紧要关头，不是呼叫炮火支援，更没有放弃阵地逃窜。白军在军官带领下，端起刺刀就向红军发动了反冲锋。前面的军官被打倒，后面的则擎旗白军的军旗继续冲锋。在进入战斗能力与战斗技术血腥比拼的时候，白军的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很多阵地是所有防御的白军都战死之后才被付出巨大牺牲的红军占领的。

                而经过一个白天的艰苦战斗，白军在夜晚发动了反击。疲惫的红军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大规模全面夜间反击，无论是俄国红军第五集团军还是第二集团军，都在夜间的战斗中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经过三天的战斗，第五集团军与第二集团军中的党员以及骨干消耗殆尽，白军同样伤亡惨重。在这关键时刻，“鼓起勇气”的竟然是白军。他们以狂热的战斗精神发动了决死进攻，几乎彻底击溃了俄国红军第五集团军以及第二集团军。红军两个集团军看到已经无法完成战役目的，只能含恨一路撤退。

                俄共也不是没有收获，经过审讯这两场战斗中被俘虏的白军人员，他们终于弄明白，那支英国小部队向白军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是一种药物。通过在协约国中的对俄国革命同情支持的人士的渠道，俄共了解到这些药物是英国从中国购买的“神功护体丸”。

                根据从英国法国得来的情报，英法在一战后并没有与中国继续战争的打算。因为这种由人民党主席陈克开发的“神功护体丸”在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中表现出可怕的威力，英法高层光想象一下，入侵中国的英法国地面部队面对几百万服用了这种药物的中国军队的冲锋，就完全没有了战斗意志。谁也不肯打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

                俄共通过途径得到了少量“神功护体丸”之后，在俄国红军里面进行了实验。体力、脑力、注意力，无论是哪一个方面，试用者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提高。而且这种药物能够促进强烈的攻击欲望，在战场上攻击欲望就是胜利的支柱之一。药物能够引发压倒了阶级觉悟的生理冲动，这可是让俄共感到极大的意外。

                陈克的化学家属性，在世界各国针对陈克建立的档案中都有记载。人民党的医疗队在帮助英法治疗“西班牙流感”中使用的磺胺以及川贝枇杷膏药效不错，这些都让俄共更相信了这种药物的可信性。

                唯一能让俄共感到“宽慰”的是，这种“神功护体丸”价格昂贵，英国也是眼瞅着局面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才向高尔察克的部队提供。据说英国人自己的存量也非常有限。但是这种“宽慰”本身也非常有限。因为英国可以从中国大量购买这些药物，并且提供给高尔察克在内的各路白军。

                甚至不用英国动手，高尔察克控制着乌拉尔山西部，他们可以直接通过陆路从中国购买这些药物。

                这次反击也打退了俄国红军的进攻，特别是红军为了获得东线胜利，大量补充党员、共青团员、工会会员到一线。与高尔察克的硬拼固然导致了高尔察克的重大损失，不过俄国红军的骨干同样损失惨重。

                最重要的是，高尔察克已经有了一种全新的控制军队的手段，如果药物能够有效激发白军战斗意志的话，高尔察克就可以大量使用战斗意志不坚的部队对红军发动可怕的攻势。这将是可怕的问题。

                接下来，俄共果然看到了连锁反应。6月在被得格勒附近的红山炮台和灰马炮台发生反革命叛乱，红军海军冒险派舰队与大量部队前去镇压反革命盘踞的两个炮台，数量处于优势的红军久攻不下。甚至连惨烈的肉搏战都不能让炮台中的敌人失去战斗意志。叛军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没日没夜的激烈抵抗。

                紧密封锁了消息后，俄共不得不重新制定战略。当敌人有可能爆发意外的战斗力时，这新情况让红军感到极为棘手。

                俄共中央认为，绝对不能让大量“神功护体丸”继续流入俄国内战中，哪怕是与英国法国干涉军撕破脸，也不能允许局面发生这样的大变。除了控制外国干涉军与高尔察克的联络之外，还得想办法让中国不向白军一方提供“神功护体丸”。别尔科夫同志带回的消息中，陈克向俄国提出了领土要求，而且听陈克的意思，陈克或许是想麻痹俄共，或者是真心想与俄共维持良好关系。反正人民党此时并没有对俄共抱以敌意。那么谈判就是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哪怕是采用欺骗的手段，也必须把中国这个看似帝国主义链条上最弱的一环从帝国主义套在俄共脖子的绞索上撬下来。

                几百万服药的中国军队从空旷的西伯利亚方向杀进俄国，甚至通过中亚杀向莫斯科，做出这样想象的列宁同志也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如果想通过外交来解决中国问题，就不能简单的派遣一个别尔科夫同志。在俄共中央还没有决定人选的时候，白军已经开始从各个方向向莫斯科再次发动了攻击战。由流氓无产者，富农，甚至大量中农补充后的白军，在各个战线上都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

                东线进攻战的失败，引发起了连锁反应。不仅是这些白军，俄国周边小国出动的干涉军炮灰部队，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战斗力”。红军从7月到9月，经过一系列血战，总算是稳定了局面。每一支“表现出色”的白军以及干涉军，都有过战前服药的迹象。在不少军官尸体的口袋中，都找到了少量“神功护体丸”。

                这样的损失对俄国红军来说几乎是不能承受的，红军当中的骨干份子，特别是政委们在战斗中大量带头进攻，损失率远超过普通士兵。以前的战斗中，这些精锐骨干只要击败了敌人的骨干，敌人剩下的部队也就不战自溃。现在的战斗中，必须用俄国红军的精锐来交换敌人的炮灰部队，这样的交换比几乎是红军无法承受的。

                红军的主要部队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没有了足够的带头榜样，他们也会感到畏惧，也会惊慌失措。当这些军队面对白军后续的精锐部队攻击的时候，双方的胜负并不有利于俄国红军。

                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俄共中央最后选择了托洛茨基与别尔科夫同志一起前往中国。在这个级别超高的外交团队刚开始前往中国前，俄共得到了一个不错的消息，协约国一战时购买的“神功护体丸”也快用完了。如果能够卡断从中国的供应渠道，后面的战争中苏共的压力会减轻不少。

                尽管高尔察克控制着莫斯科的东部地区，但是俄共还是开辟了交通线。通过这条交通线，俄共代表团可以尽快与人民党接洽。

                到了10月中旬，冒了大险事先通知了人民党的俄共代表团终于和通过中国外蒙进入俄国领土的中国部队相遇了。这次相遇本身就向俄共证明了一件事，人民党还是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愿意与俄共建立良好的关系。

                而俄共代表团从外蒙南下的时候，发现中国正在紧锣密鼓的修建一条从库伦连接中国南方的铁路，一些路段甚至已经暂时通车。与大多数铁路试运行时一样，先跑的是“压路”的货车，车上装了不少东西。从南向北的车辆上自然是铁路建筑材料。从北向南的则是大量矿石以及羊毛等货物。

                如果中俄开战，这条铁路将是中国的运输大动脉。俄国在远东与西伯利亚没有多少人口，这样的一条铁路将让中国大量军队以及物资运抵战争前线。一场在冰原上展开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俄国将是一场灾难。

                双方会面的地点不是武汉，而是张家口。人民党宣传部长章瑜已经在张家口等着托洛茨基同志。

                这次的会谈中，托洛茨基首先声明，俄共愿意与中国实施睦邻友好的关系。但是他个人并不支持改变边界线的行动，“和平绝非是某一方单方面强加给另外一方的，如果想维持真正的和平，我认为基于当下的现状进行互相承认，并且约定未来的友好是最重要的。”

                “托洛茨基同志，我们想与俄共签署的条约与《不列斯特合约》不同，”章瑜根本不在乎刺激托洛茨基的心情，他开门见山的说道，“所谓不能强加的，那是因为你们俄共试图继承的是俄国强加给我们的条约，这种事情当然是很容易就有一种自信心的。但是我们所主张的，则是我们要拿回我们曾经被强行剥夺的东西。这种心情比您所拥有的那种正义的心情更加急迫，更加激烈。”

                托洛茨基知道人民党的主张，但是他没想到章瑜竟然强硬到了这个程度。

                然而章瑜这仅仅是开始，他交给了托洛茨基一份厚厚的资料。“托洛茨基同志，我们想我们的军队宣传的时候，所依据的仅仅是事实，这些事实将多大程度的激发我们部队的战斗意志，我希望您能够看看这些之后再说。”

                托洛茨基打开了这些资料，有些是汉语的，有些则是俄文的。这里面最上面的一部分就是关于海兰泡惨案的记载。

                1900年7月16日至21日沙皇俄国对居住于海兰泡的中国居民进行屠杀的事件，该事件共造成5000多名中国人死亡。海兰泡惨案与1900年7月17日发生的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并称为“庚子俄难”。

                “黑龙江事件”发生后，海兰泡城内外笼罩着恐怖气氛，迫害华人的事件有增无减。中国居民代表向格里布斯基请示城里的中国人是否需要撤离，他欺骗代表说，中国人“可以不用担忧地留居原地”。随后他下令禁止中国人渡江，扣留了全部渡船，并派骑兵冲散了准备渡江的人群。

                1900年7月16日，格里布斯基命令一个不留地逮捕所有的中

                国人，疯狂的大搜捕开始了，全副武装的沙俄士兵闯进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逮捕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1500多中国人逃到城外躲藏，也被俄兵搜出，许多人被刺刀活活捅死，活着的人“象关进兽栏子一样被赶进警察局”。这一天共搜捕了近3500人，警察局容纳不下，当晚又被押送到精奇里江边的一个锯木场里。

                1900年7月17日，海兰泡市警察局把所有关押起来的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谎称用船将他们渡过对岸。可是岸边连一条船也没有。到了江边，俄兵便挥动战刀，把所有的中国人“一直赶进水里”。“当妇女们把他们的孩子抛往岸上，乞求至少饶孩子一命时，俄兵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刺刀上，并将婴儿割成碎片”。一个母亲“把孩子留在岸上，而她自己走进河里”，但走了几步以后，又回来抱住孩子走进水中，最后又不得不上岸“放下她宝贵的孩子”，惨无人道的俄兵便挥刀刺杀了孩子和他的母亲。

                一位参与屠杀的俄兵记述了整个大屠杀的过程：

                “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时，东方天空一片赤红，照得黑龙江水宛若血流。手持刺刀的俄军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开始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人群发狂一样喊叫，声震蓝天，有的想拼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国兵一齐开枪射击。喊声、哭声、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的景象”

                瑷珲副都统衙门笔帖式杨继功记述：“二十一日（公历七月十七日）午前十一钟时，遥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

                目睹这场大屠杀的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就连屠杀者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一个俄国义勇兵说，“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性。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

                章瑜看着脸色可怕的托洛茨基，冷冷的说道：“这些事实就是我们的宣传材料。而且这只是距离现在12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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