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元继续道：“之所以不用砚来调胭脂，这是有客观依据的。

        中国古代用墨的时候用砚台，古画颜料中的矿物颜料(重色)需用乳钵细研，植物颜料(浅色)用水即可化开。

        重色使用会用到砚台，胭脂用作颜料，是浅色，只是以水化开即可，没有画家用脂砚。

        绘画中的红颜色(朱)是重色，会用到砚，这就是所谓‘朱砚’。

        所以，造假者是将‘画眉砚’‘朱砚’‘胭脂’等概念混淆，借助王穉登与薛素素的故事来混淆视听。

        其次，王穉登何人?

        乃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书法家，而所谓‘素卿脂砚’背后署名王穉登的铭文，书法软弱披靡，一望而知赝品。

        何况，像‘素卿脂砚’大小的砚台，题字应作楷书。

        再有，以薛素素学养，其文物鉴别能力绝不会差，而‘素卿脂砚’制琢粗劣不堪，砚面池上刻两叶，不伦不类。

        因为所谓刻砚，桃形即刻桃叶，梨形即刻梨叶，榴形即刻榴叶，佛手柑形即刻佛手柑叶，而此砚交待不清，绝非名工所刻，也因此不可能邀薛素素赏鉴，‘素卿’上款纯属伪造。

        此外，砚盒底部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款，除此，再无年款，而此年为薛素素降生之年，一岁的年龄，又如何使用这方脂砚呢?”

        张天元连番发问和扔出论据，直接把个死记硬背的摊贩给听傻了。

        他卖了这么多年东西，还头一次见到张天元这种人，居然连如此冷门的知识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这还是人吗？

        他现在真得是无比的尴尬啊。

        摊贩灰溜溜地转身逃走。

        张天元倒是没追，也没必要追。

        这种事儿他见过太多了，如果每一次都去认真对待，那还不得给他累死啊。

        之后，他带着刘金宝和李云璐继续在宝华街上逛，一直到晚上天擦黑了才回到了住处。

        这世面见到了，不过还得总结一下，不然徒弟们根本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张天元煮了咖啡，然后跟两个徒弟一边吃着美味的点心水果，一边闲聊了起来。

        但凡涉及收藏的人，几乎没有人不做着“捡漏”的美梦，期望凭着运气和眼光占个天大的便宜。

        从拍卖行到小地摊，目前各种捡漏往往是交学费的多。

        靠捡漏换楼换车在业内不是传说，但目前市场上处处遍布“地雷”，就是行家也会一不小心中了“埋伏”，捡漏已逐渐成为过去式。

        即便如此，“捡漏”这一行当仍旧有着前仆后继的群体，相比旧金山大小藏家数十万人的庞大群体，以一线古玩商人为主的旧金山及周边的捡漏者，保守估计也有近万人，从过去的单纯捡漏，到现在的边捡漏边打货，这一行当正发生着微妙变化。

        张天元把自己听到的，和见到的一些事儿，讲给了两个徒弟听，权当是闲聊，但闲聊之中，却能收获很多东西。

        之前他在电话里跟妻子柳梦寻聊天的时候，柳梦寻也把帝都那边发生的事儿给他说了。

        两个人的话题，自然是离不开藏品，离不开捡漏的。

        上周四，专业“捡漏人”胡先生夫妇带着一件瓶口破损的“粉彩人物六方瓷瓶”来到潘家园古玩城，瓶身上印着栩栩如生的“十八罗汉图”，凭着多年从业经验，他断定这是一款宋代哥窑，价值不菲。

        据介绍，该瓶口在“特殊运动年代”破四旧期间被摔出来一个小缺口，后来主家老太太因嫌瓶口破损处锋利割手，用钳子想将其夹掉，结果造成破损面积越来越大。

        “捡漏”除了自身具备一定知识，背后还需有可靠的行家作为技术支撑。

        为证实自己的判断，他找到了常年有着业务往来的国家文物鉴定估价师熊胜华。

        熊胜华的鉴定结果不免让胡先生夫妇有些忐忑。

        这款瓷瓶产于景德镇民窑，根据瓷胎，用料等判定，是一款典型的清末仿哥窑瓷瓶。

        “一方抵三圆，这是六方器型的珍贵所在。这件瓷瓶估价约5000至8000元，如果是完整的可达10万元以上。”

        这个瓷瓶是胡先生刚从鄂州农村入手的，为收来这个瓷瓶，他先后跑了一年多的时间。

        据其透露，该瓶的收购价为8000元，很明显，加上10多次往返游说的车马费，这笔生意明显亏了。

        随同带来的还有一件瓷碗，鉴定结果依旧是“大路货”。

        这次下乡不但未有收获，反而倒贴了不少，“农村可收到东西已经越来越少，目前精品货源已近枯竭”。

        像胡先生夫妇这样专业从事捡漏的群体，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古玩一线商人。

        他们的身影，在农村收藏市场甚至拍卖行处处可见。

        再说老杨夫妇。

        每天早上9时，位于潘家园收藏品市场不远处的一家副食超市，店主老杨还是习惯性地在门口支起一块收购牌“高价收购银圆，瓷器，邮票，老版人民币”，这块收购牌已陪伴老杨走过了9个年头。

        90年代初，老杨夫妇下岗在家，迫于生计他极不情愿地成为了一名古玩商人，“当时觉得做这事很掉面子”。

        当年他与大哥隔三岔五地下乡“收货”，每个月至少有一个星期吃住都在农村。

        老杨回忆，每次外出回家总有不小的收获，有时一个星期的付出，往往能赶上一两年的工资。

        “我儿子的婚房，还有这家超市基本都是那几年赚来的。”

        只要村里哪儿有唱戏、赶集等人多的场合，哪儿就有他们的身影，在现场支起一块广告牌，就会有人上前询问，拿出东西，几元钱就能收到价值百元的东西，很平常，“以古钱，瓷器，‘特殊运动年代’藏品居多”。

        令老杨最为得意也最为惋惜的一次捡漏，是于1994年在新洲农村收到一大一小的两尊明代的真武大帝镏金像。

        主家告诉他，家中老伴去世时才告诉他家里有传下来的这么两尊神像，“老太太比较迷信，说这样的大神在家里供不起”，前后不足半个小时的交流，老杨便凭经验以500元的价格将其拿下。

        为能卖个好价，老杨将这两件宝贝足足在手里捂上了好几年，还曾携宝前往国内各个大城市找过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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