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在鸣沙山下，离学士府观天台不远，故而赵行德前去寻访李蕤，也不须乘马，一路安步当车，顺道看三年来的风物变换。

在鸣沙山上千余洞窟，皆悬于危崖之侧，住着不少学士府的弟子，在此与青灯经卷为伴，孜孜不倦求学证道。数条石阶小径蜿蜒盘旋，正值当冬季，走在小径上，但觉朔风凛冽如刀。赵行德拾级而上，一口气爬到位于山顶的观天台。在那里值守的弟子却称，李蕤在自己所居洞窟中等候故友来访。赵行德不由一愣，暗道“东严何时居然能未卜先知了？”此事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不由带着满腹疑惑。

来到李蕤所居的洞窟，但见空空如也，洒扫仆役说李先生和朋友一起出去了。占卜之说，毕竟渺渺。赵行德只得怏怏离去，此时离日暮十分尚早，他不欲白跑一趟，索性在学士府里游逛起来。三年之前，学士府的亭台楼阁，连同那高踞鸣沙山顶的观天台，赵行德但觉新奇可观。出戍三年之后，故地重游，却多了一种亲近之感。路上偶遇华夏衣冠，宽袍大袖的文士学子来往，他都微笑着拱手为礼。他身穿家中新缝的儒袍，神态从容自得，往来众人皆以为他是来府里游学的文士。

正左顾右盼间，忽闻身后有人呼“行直”之名，赵行德转头看去，却不是李蕤。来人头戴逍遥巾，褒衣博带，面目似曾相识。赵行德微一愣神，才认得他乃是昔年自长安同赴敦煌的华县令袁兴宗，算是他到夏国来最先认识的几人之一。

赵行德拱手笑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袁县令，晚生这厢有礼。”袁兴宗已是四十许人，赵行德自居晚生，也是当然。

袁兴宗亦拱手回礼，笑道：“行直别来无恙。”走到行德身旁，方道，“我已不是华县令，在学士府天策院里供职。袁某久经州县，能在此砥砺经世治国之道，也是难得的良机。”

赵行德微微惊讶，拱手道：“贺喜袁学士。”从军三年，他对朝廷制度亦谙熟于心。学士府天策院可不是简单的讲求学问之处，此地实则如宋国的翰林学士院一般。治理州县地方脱颖而出的官吏，便放在此处历练，以开阔眼界，以位居朝廷中枢的胸怀，谋划国家天下事。

袁兴宗当年对赵德印象颇深，知道此子不但勇力过人，才学见识皆有可观，闻言便谦让道：“行直亦是后生可畏。”见赵德似是漫无目的的闲逛，便道：“游学士府不至郑相堂，若如宝山空手而归。行直若是有暇，便随袁某去见识一番。”

赵行德不能推辞，便同他一同朝这郑相堂走去。一路上，赵行德问道：“恕某愚钝，这郑相是哪位丞相？”袁兴宗笑道：“郑相乃是圣贤子产。”他在学士府呆的久了，平常交往的博学鸿儒，难得有个人如赵行德这般对夏国的儒术道统一知半解的，便尽心解释起来。

赵行德听他解释，原来这学士府郑相堂，立有开国帝的勒石明誓，上书“乡校之内言者无罪”。后人筑殿宇以记之，因为此乃春秋时圣贤子产之遗意，子产担任郑国的相国，故在殿宇落成之后，请皇帝赐名为郑相堂。赵行德心中有些疑惑，问道：“还请恕某愚钝，这郑相堂里，当真言者无忌么，若有指斥朝廷制度，甚至居心叵测之辈，也不究其罪？”

袁兴宗沉声道：“正是。”他见赵行德脸现异色，又道，“郑相堂中，往来皆是智识之人，自然不受那妖人蛊惑。人非圣贤，不能无过，是以智者议论于乡校，匡扶国家。”

赵行德正待说话，他微微一笑，又道，“然则，国家人心，尚一不尚分，合则力强，分则力弱。任由议论无忌，则人心混乱，反而过犹不及。言者无忌并非任其自流。若是在外面妖言惑众，少不得得依照律令治罪。”他见赵行德脸上犹有狐疑之色，又道，“元直初来时，可曾有佛道之流要度你入教？”

赵行德点了点头，袁兴宗沉声道：“我朝不禁各教传道，然百姓们仍敬鬼神而远之。你倒是为何？”

“为何？”赵行德经他提醒，才想起此事甚为蹊跷，依照各教门长老的热情，夏国人应当到处皆是信徒才是，而以他只见，夏国人真正笃信宗教的极少，大都数人还是本着“敬鬼神而远之”的古训，逢年过节才烧两柱香。

“这个缘故，便在郑相堂中。”袁兴宗微微一笑道，“所谓人定胜天，国中贤者智者毕集于此处，明天道人伦，再有学士府推而广之，正天下人心。人心正，百姓有所依托，自然不必求诸鬼神。”赵行德感觉有些似懂非懂，下意识地答了一句：“是么？”

袁兴宗笑道：“正是，便如演天之术，窥测星辰运行之道，便是在郑相堂中争论考究出来。我朝不禁人习天文，更由学士府掌管教化，将之宣诸天下，百姓便不疑惑，鬼神冥冥之说又远去了一些。圣人敬鬼神而远之的教训，便又做扎实了一点。”他顿了一顿，沉声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大道无穷，只需一步一步去踏实做，便能为万世开太平。”

二人边说边走，转眼已步入郑相堂。这是间宽大如朝堂的殿宇，里面几乎到处都站满了士人。据袁兴宗所言，除了学士府的人以外，丞相府的官吏，护国府的校尉，乃至柱国府的柱国，都常在此间来来往往。甚至皇帝未登基时，也常常乔装来此。宽宏殿堂中人声鼎沸，到处皆是三五成群的博学之士，关于各种话题议论之声不绝于耳。

袁兴宗转眼间便被几个相熟的学士叫住，议论起“当否限制世袭公侯担任护民官”话题。其中一位正说到“我以为，世袭公侯大多绵延百余年，对地方情势的熟悉，更胜于五府，与当地的百姓，亦是一体。倘若妄加限制，代之以根基浅薄之人，则反而不利于护百姓之利，与关东消弱地方之举无异。”

赵行德饶有兴致在旁倾听，原来百姓们推举地方护民官的时候，一般都会推举当地德高望重的世袭公侯。有些丞相府出身的官吏对此颇为不满，认为世袭公侯凭借先人遗泽把持地方。另一方面，也有人以为世袭公侯本就是国之股肱，施以特殊限制，则动摇皇室，削弱地方。这议题近几十年来都在学士府中争论，但一直都没有切实律令出来，世袭公侯也就年复一年的被地方百姓推举为护民官。

赵行德听了一会儿，大致了解了情势，便向袁兴宗等几人拱了拱手，施施然走到别的人群中倾听。忽然，在人群中看到李蕤的身形，赵行德不禁一喜，整了整衣冠，走了过去。

李蕤所在那一圈有数十人，还未走近，便听见有人声传来，里面人正慷慨激昂说到“关中的工坊便是黄巢啖人之石磨，关东失地流民，困顿受其诱骗，役若牛马，数年下来便形销骨立。”

赵行德走到李蕤身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李蕤转过身来，一见行德，低声惊呼道：“元直！”他随即醒悟过来，向赵行德打了个眼色。赵行德亦拱手笑道：“不速之客来访东严兄不在，孰料却在此处碰上了。”李蕤满脸笑意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伸手拉他入内。

这数十人围拢的圈子当中站着两位文士，二人皆戴着紫纱罗巾，这是关东举子身份的象征。虽然儒服半旧，皂靴也有磨损痕迹，精神却很充足。正在高声讲话的那人白面有须，仪容丰伟，另一人面貌黑瘦，身材矮小，目光却炯炯有神。李蕤低声告诉行德，此二人乃是寓居长安的东人社士子，此番到敦煌乃是向五府陈情来了。而东人社乃是因为揭帖一案的牵连，寓居长安的大宋士子所结成的文社。

赵行德站在人群中，只听那人缓缓道：“工坊四面皆筑墙垣，流民一旦踏入，日夜俱受人监视，无论是劳役还是吃睡，皆不得自便。每日三餐极肮脏粗陋，如猪狗食。所居之棚屋，拥挤不堪，春夏时节，病疫横行，死者无数，坊主仅仅以雇人拉到城外火化，骨灰也任意抛洒，连收敛的草席陶瓮钱也舍不得花。冬夜苦寒，亦不给取暖，工徒只能浑身“活埋”于沙土，上覆盖稻草以御寒。”

言及此事，两位关东举子都脸现沉痛之色。和跟随铁骨军匆匆而过的赵行德不同，这批关东士子久居长安，逐渐发现，在关中商会所自治的长安等地，工坊利用关东流人不解夏国制度之机，大肆诱骗和招揽关东无地的流民为工徒，横加压榨。听他们所说，赵行德才想起初至夏境时，在甄别流人之处，不少关东人来劝说老乡去工坊的。傅知仁还特意提醒他勿要信人劝诱。正沉吟间，却听那举子又道：

“尤为过者，受采矿巨利所驱，矿主勒逼工徒开山钻井，罔顾性命，每年葬身于暗无天日之处者，难以计数，矿主不过将出事的矿坑草草封闭了事。甚至有奸商巨贾，与我大宋的通关胥吏相通，成百成千人诱骗过来关东，径自送入工坊为牛马。关中商会以工徒之血汗，累巨贾之重利，接交公侯，收买胥吏，积弊已久。现如今工坊里关东工徒已多达数十万之众，每月每日，皆有困顿病庾而死者，沦为他乡之鬼，令人不忍卒睹。”

“竟有此事？”李蕤也赵行德一样，当初只在长安匆匆一过。长安占地广大，工坊区域则是城外在城外单独一片，除非被熟人领着去，便难以入内，亦难以知悉其内情。他乍闻此事，想来想来荫户皆有军士荫庇，又有护民官可以伸冤，商会和工坊多少会有所收敛，便忍不住出言问道：“如此胡作非为，关中地方，便坐视不管么？”

那讲话的举子还未回答，旁边黑瘦的那个先道：“夏国秉商会自治之政，而流民为他人所欺，在甄别时甘愿落为商户，又签了数年做工徒的契约。地方便不愿轻易干涉商户之事。”他顿了一顿，更愤愤道：“尤为可恨的，有一干无耻败类，专一蒙骗关东过来的同乡前往。我亲眼所见，有些流民长居在工坊内，难见外间情景，不得人伦所亲，不闻圣人教化，懵懂冥顽，心性渐渐地和禽兽无异。耳濡目染，近墨者黑。助纣为虐者，欺压良善者，为虎作伥者，皆有不少。甚至还打伤了我社中好几位前去救人的同道。”

“原来如此.”人群中几人先后道。赵行德身后却有人低声道：“天下汹汹皆为利往，此事岂是如此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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