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知名政客。

        声名狼藉，行为卑劣，不管是真是假，总之名声肯定是差的，可他们却是政客，拥有强大影响力和实力的政客，那么他们手里肯定捏着别人没有的资源——军队。

        而另外一种政客就简单的多了，长期处于朝不保夕的困境之中（相比那些高官政客），但是在社会精英阶层，或者知识阶层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有大批的信徒等等，用一场场演讲，报纸上的文章来突出自己的成就。这一类政客多半会称为口头革命者，比如说孙大先生。

        事实上证明，后一种知名政客是无法担当大任。

        在民国，没有军队，没有实力，缺乏地盘的政客，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孙大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直以来都是精神领袖，是第一的精神领袖。正因为有第一光环，他的事业就算是长期处于低谷时期，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曙光出现，也不会因为前途暗淡而缺乏追随者。

        可王学谦用一篇演讲稿，让他感觉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孙大先生很烦恼，因为王学谦的异军突起，确切的说，是王学谦出人意料的放弃原本安逸的生活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产生了对孙大先生的威胁，这种威胁并不是以安全为基准的。

        而是对地位的挑战。

        任何一个领域内，第一，永远是无法撼动的权威。

        正因为长期以来，孙大先生虽然仕途不走运，运气也不佳，但他一直是民国精神领域的第一人，所以他可以放手针对在‘国党’内影响力仅次于他的黄兴，章太炎。从一个政客的手段来说，孙大先生并不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黄兴被踢出‘国党’。

        章太炎在东京被抛弃。

        可是他们都没有性命之忧，孙大先生在夺权的同时。并没有采用极端的手法。而是采用了相对温和的驱赶，不过这也是因为‘国党’在民国建立之后，表现的一直差强人意。原本是作为民国建国的奠基者，可在民国建立之后。直接从执政党，变成了通缉犯。在清朝的时候是‘乱党’的身份，很多‘国党’的成员穷其一生的努力才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可最后他们发现，自己还是‘乱党’的身份。

        导致了‘国党’虽然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凝聚力却越来越低。

        广州发生的兵变。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国党’的成员越来越不相信孙大先生说的那一套，不少人甚至觉得孙大先生已经没有了成功的可能。

        越来越多的‘国党’核心阶层开始走上了两个极端的道路，不闻不问，隐退出政坛，这是一种；而另外一种，就是虽然披着‘国党’的标签，但已经彻底和‘国党’没有了瓜葛。

        试想，在如此局势之下，孙大先生对于王学谦的异军突起，会有多重视。

        第一天下知。这是毋庸置疑的。

        以前的孙大先生就是这样的地位，可在王学谦跳到明面上之后，他发现王学谦不停的拉拢知识界，用演讲、写文章等手段，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将他的第一身份抢走。

        孙大先生的性格，并不是那种非黑即白，动不动就要人表明立场的极端自负的人。更多的时候，他将自己摆在平常人的位置上，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并不是扭曲王学谦的影响力，也不是想着如何诋毁这么一个政坛新人。而是想要更多的了解。试着沟通，双方合作的可能。

        既然这样，就需要派人过去。

        当然，最理想的是他亲自从上海去一趟浙江。不过在一切都没有明朗的时候，他是不会启程离开上海的。

        原本他是准备派宋子文亲戚跑一趟杭州，可惜，宋大公子对于他这位姐夫已经失望透顶，并没有答应下来。

        在他眼里，‘国党’甚至连乌合之众都称不上。

        注册人数很多。但大部分都不关心，也从来不参加‘国党’的活动，  属于人多势众，但总是在关键时候缺人的尴尬境地，甚至还不如帮派的小混混来的齐心一些。从同盟会算起，常年处于经费紧张的境地，甚至连机关报的办刊费用，都磕磕绊绊，如今已经是难以为继的地步。

        不管是《民报》，还是《中华民报》，这些曾经的，或者还在办刊的报纸，都因为阅读人数锐减，而无法获得足够的政治募捐，形成良性的循环。

        而‘国党’的报纸，因为其特殊性，是不能接受广告等收益，几乎没有盈利的空间和可能。

        整张报纸都是大幅的长篇空论，让人很难提起劲头来。

        如果‘国党’的这套说辞刚出来的前清时候，多少还有点新鲜感，至少能够搏人眼球。可当这套说辞从出现到现在，经历了十多个春秋之后，从锐意进取的激励，变成了陈词滥调，就可见‘国党’的机关报有多么难办了吧？

        同盟会时期，鼓吹暗杀，戴季陶在《民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杀》，说的就是清除民族毒瘤之类的，言辞激烈，观点极端的狭隘。可十多年后，‘国党’的报纸还在用这套说法，给人一种词穷的感受，也不能怪民众不理解革命的意义。

        而是‘国党’的革命，已经落入了俗套。

        宋子文就是这样认为的，‘国党’是一艘过时的破船，就算曾经是超级豪华邮轮，如今也买不上高价船票了。

        孙大先生无奈之下，只能在‘国党’内部物色合适的人选去浙江。

        严格的说，‘国党’在上海的临时避难所，不少区域是属于王学谦的地盘。他真要是追究起来，‘国党’只能搬家。所以，孙大先生只能在和王学谦有些往来，双方关系还算尚可的人中选择。原本，他是更加看重汪兆铭的，作为‘后同盟会’时期‘哼哈二将’之一的汪兆铭，很得孙大先生的看重。

        可惜这位和王学谦的关系一般，甚至有些不和。

        至于，另一位‘哼哈二将’的成员就是胡汉民了，也不合适。

        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在‘国党’内部核心圈子算是新人的蒋中正。

        有几点让孙大先生觉得老蒋是个合适的人选，为人低调，在‘国党’服务多年，孙大先生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好吧，先为老蒋默哀三分钟；其次，老蒋是浙江人宁波人，算是王学谦的家乡人，好说话；当然排除这些，老蒋还有一个优势，他是一个新人，一个‘国党’核的新人，他需要表现。

        不同于章太炎，老蒋的身份孙大先生知道一些。

        刺杀过陶成章，肯定是和章太炎已经拥护章太炎的部分人员站在对立面的。

        而王学谦是章太炎的弟子身份，孙大先生当然也担心万一章太炎将拥护他的人转送给王学谦，那么‘国党’就有可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可能。

        而老蒋绝对没有这方面的可能，章太炎是绝对容不下老蒋的，作为章太炎名义上的学生，王学谦就是一意孤行，也不会接纳老蒋。因为老蒋的身份太低，根本不值得王学谦付出很大的代价来拉拢他。

        加上老蒋和杜月笙的关系不错，而杜月笙和戴笠是结拜兄弟。

        要是老蒋知道他在孙大先生的心里转了这么多个弯之后，竟然还和王学谦的情报主管勾搭上了，肯定不敢这次浙江之行。他还嫌自己死的不够快还怎么的？

        不过孙大先生并没有说让他去浙江当‘卧底’，其实‘国党’有很多核心的高级人才，以各种各样的名目送到合作者那边，充当‘卧底’。不过让人失望的是，绝大部分的‘卧底’都没有作为地下工作者的态度，反而全心全意的给新雇主做事，甚至还有幸运者成为一方豪强的左膀右臂的特例发生。

        比如温应星，当初这位就是被孙大先生送到浙江，充当联络人的。

        在‘国党’内部默默无闻，比老蒋都要低调的温应星到了浙江之后，就扮演了咸鱼翻身的绝佳角色。

        摊上了浙南战事的好处，这位在陆军学校担任英文教师的不得志的西点毕业生，竟然一跃成为浙江军队的第一人。

        老蒋被孙大先生以联络人的身份去浙江的时候，还是兴奋的喝了一顿小酒，高兴了好几天。

        处于一贯的败家做法，孙大先生信奉将自己旗下最优秀的人才送人的一贯表现，听说之前的广东大元帅府的总参谋长蒋尊簋送去东北，给张作霖当幕僚。

        因为‘国党’在送人才这方面一直口碑非常好，蒋尊簋在东北很可能被张作霖委以实权重任。

        唯一的阻力应该在张作霖的首席智囊杨宇霆的态度上，不同于他人，蒋尊簋的身份一度要比张作霖都要显赫，浙江督军，总司令。袁世凯时期的军事幕僚，与蒋百里、蔡锷三人被称为南方军事‘三杰’。可能有被夸大的嫌疑，但实力不容小觑。

        就张作霖的习惯，肯定会惊为天人。

        而且，蒋尊簋是能够威胁到杨宇霆地位的人物，恐怕在东北的日子不太好过。

        可就算是这样，在外人看来，蒋尊簋脱离了‘国党’这艘破船，将会有一番作为。

        珠玉在前，蒋中正也开始筹划自己的人生，将会有一个新的起点。权力这东西，没有的时候，嫉妒；只有握在手中才能体会出其万般的玄妙。老蒋甚至谦虚的想到，只要去浙江混个实权师长，他就满足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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