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汪兆铭的性情如何乖张，但用天才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少年人的话，少年时期的汪兆铭绝对是一个天才。至少，在一个读书人的眼中，确实如此。

        且看：

        笑将远响答清吟，叶在欹巾酒在襟。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茱萸棖触思亲感，碑版勾留考古心。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

        这首诗就出自于十四岁的汪兆铭之手，诗歌的意境，文字的凝练，都已经到了一定的造诣。

        这是汪兆铭十四岁的时候写的，后来他十八岁的时候，中秀才的时候，也是广州的小三元，文采斐然。再看这个时期的老蒋，十四岁的时候，老蒋结婚了……这好像没什么好宣扬的，本来找一个比自己大五岁的老婆，老蒋脸上也无光的很。但是要命的是，老蒋在他结婚当天，穿着礼服，竟然领着一帮村子里的毛孩子，在自己家的门口起哄，抢没炸响的鞭炮，简直就是一个撒尿和泥的熊孩子。

        也怪不得，老蒋混得越来越惨，而汪兆铭在青年时期，就成了孙先生的左膀右臂。

        再看生活作风，汪兆铭在‘国党’之内，生活非常规律，没有任何的瑕疵，不赌博，不玩女人，甚至还要以身作则，训斥那些败坏‘国党’声誉的同僚，在‘国党’中有道学先生的叫法。立志坚定，对自己更是严格，甚至立下了，革命不成功，他绝不结婚的誓言，而且这一点他也做到了。

        还有他在燕京谋划刺杀摄政王被抓的时候，在燕京街头，狂歌：“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更是成就他的文名。

        想当初，汪兆铭也是有气结的大好青年。

        至于为什么会堕落，很多人都会奇怪，明明一个有血性的大好青年，怎么越来越走歪了呢？要说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领导的起义达到了6次之多，但是都是以惨败而告终。

        当时同盟会中，还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孙中山一意孤行去南洋发展，并抛弃了东京同盟会的总部。加上同盟会组织的起义，多半并不是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领导。缺乏说服力。在燕京的梁启超，甚至撰文骂同盟会‘远距离革命家’，一个个都龟缩在大后方，却教唆不相干的进步青年和军人，替他们送死。

        汪兆铭也就是在同盟会如此尴尬的情况下，才站出来，向孙先生提出，去燕京刺杀满清高官，用鲜血印证革命的纯洁……

        怎奈。写文章汪兆铭拿手。刺杀满清高官，这么专业性强的工作，他一点经验都没有。还没有准备好呢？就被满清的爪牙逮了个正着。

        抱定必死决心的汪兆铭在被捕审讯的时候，也显露出一个革命者该有的气结。为了替同僚开脱罪名。他甚至把刺杀摄政王载沣的罪责都往自己的身上揽。

        如果汪兆铭的生命，在这一刻停止，在菜市口，引刀就义的话。他的人生是光辉的，是正面的，是无数革命者学习的榜样。可是。他遇到了一个奇葩王爷，肃亲王善耆，这位也是川岛芳子的亲生父亲。当他看到汪兆铭被捕后，被搜查出来的《告别同志书》之后，竟然立场非常不坚定的同情起来汪兆铭。

        不分敌我的肃亲王善耆，甚至在对汪兆铭过堂之后，还说出了，他要不是王爷，也要被汪兆铭的义举感召，加入革命党。

        吓得当时会审的几个官员都不敢吱声了，消息传到了摄政王载沣的耳中，这位末代皇帝的老爹也凌乱了。肃亲王善耆是绝对不会加入革命党的，这一点他清楚。但是面对如此分不清立场的王爷，还想方设法的替‘乱党’说话，他只能哀叹道：‘不是敌太强大，而是我军太愚蠢。’

        就这样，原本应该成为烈士的汪兆铭，竟然从死刑变成了无期徒刑。

        这个结果，对于本来必死的汪兆铭，也是晴空霹雳。大难不死之后，立场动摇起来，对原本是对立阶层的肃亲王善耆感恩戴德起来，甚至还写过文章，感慨他的成就离不开肃亲王善耆的救命之恩。

        之后的几年，才是汪兆铭变化最大的几年，他开始崇尚权力的魔力，凭借孙中山的信任，开始在‘国党’内部争夺更多的话语权。

        性格失去了沉稳，加上自卑心理的作祟，让他无法忍受被忽视的冷落。这才有了他想要凭借文章抨击王学谦的想法出来。

        或许是做了亏心事，见不得人。而心里又是瘙痒难耐，迫切的希望读者看到他写的文章后的反应。早市的时候，来店里吃早点的客人很多，‘拼桌’也是常有的事。

        汪兆铭故意将报纸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好让同桌的人看到。

        不过第一个和他‘拼桌’的客人，显然粗鄙的让汪兆铭没有炫耀的心思，好不容易，在饭桌上，赖了近两个钟头，终于等来了一个看上去还算体面，至少有些学识模样的人，坐在了他的对面。

        对方见桌子上有报纸，正准备翻，抬眼看到汪兆铭一脸希望的样子，顿时感觉有些异样，尴尬的询问：“这位仁兄，这是你的报纸？”

        “你请看，随便看。”

        汪兆铭巴不得有人看报纸，哪里会拦着对方，反而热情的询问对方。早餐够不够，不够的话，他甚至表示‘会单’叫几份这家店里招牌锅贴。

        这种出乎常人的反常举动，让人不免奇怪起来。但是看汪兆铭风流倜傥，也不像是街头上骗旅客的江湖小混混，也渐渐的放下心来。不过，让汪兆铭失望的是，对方并没有按照他折好的第二版开始看，反而翻到了头版，看起来。

        时而皱眉，时而沉思的阅读起来。

        终于翻到第二版，可让汪兆铭心里又是紧张，又是期待的时候，却见对方笑了起来。

        “兄台。为何发笑？”

        汪兆铭脸色不免有些揶揄，神态不自然的问道。

        对方笑着拿起报纸，一手指着报纸上豆腐块大小的文章最后，笑不可支的说道：“这问仁兄，你看这儿，可笑不可笑？”

        汪兆铭定睛一点，知道那篇文章是他写的，可是他总不能在外人面前显摆，这文章是他写的，其实这样的文章。汪兆铭也不至于用点名的方式去谩骂。文人的气节他还是有的，多半用的是隐喻，要不是熟悉王学谦其人的话，也猜不透这篇文章到底是再说谁的不是。

        汪兆铭装模作样的读着自己的文章，虽然不比魏晋时期骈文的辞藻华丽，但也是文辞练达，不失为一篇不错的好文章。

        不过对方显然没有看文章，而是指着那个笔名，嬉笑着：“也不知那个傻缺。取了这么个笔名，估计也是个相公，走旱的道的主，玩鸟玩出癔症来了……”

        “哎。别走啊！我还没说完呢？”面对素质如此低下的读着，汪兆铭还要是能坐的下去，就出鬼了。

        客人似乎谈心很浓，可汪兆铭却再也坐不下去了。他忽然间发现，穿西装皮鞋的也不见得是文明人。

        回到了旅店的房间里，他越来越气。胸口就像是被点了炮一样，呼噜噜的往外喘气。

        想着非要找《申报》的人，理论一番，汪兆铭还天真的以为，《申报》是为了保护他，才没有公开他的笔名，用一个从来没有人用过的笔名来替代。可是造成的后果？让汪兆铭很难接受。

        其实汪兆铭忘记了，他的文章很不错。但是读报的人，大部分都是新式学堂出来的，有些更是在成年之后自学的。王学谦之所以敢让《申报》刊登这篇汪兆铭写的文章，因为很多人会看不懂。

        没错，就是看不懂。

        写文章，可不是考科举。用得着像是写八股文似的，一个个往外抠字眼？

        王学谦的古文功底糟糕的很，但也跟着章炳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见识增长了不少。但看完了汪兆铭的文章，还是没读明白，文章写得是什么。这位如此含蓄以至于让他这个当事人都没读懂，难道读报的人会看的明白？只不过，王学谦在私下里对汪兆铭的评价很差，也不多说，只是说了一句：“这是个祸害。”

        反倒是汪兆铭的文章写得太注重文采，以至于很少有人看得明白，流传也不会广。既然如此，也就不在和汪兆铭计较，让他一个人去折腾吧？

        可是连他也没想到的是，原本不过是一个恶作剧，想着恶心一把汪兆铭的做法，竟然让汪兆铭平添了不少的怨气。当然，他首先要站出来，说明那篇文章是他写的，汪兆铭，笔名‘精卫’。不是什么‘愤怒的小鸟’。

        其次，再想着要和王学谦一争高下。

        可是事态的发展，总是不随人愿，反倒是王学谦写了一篇社论，虽然通篇是白话文，但是论据充分，历数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用不正当手段控制，分裂华夏的种种罪状。

        其中，更是提到了经济殖民的论述，发人深思。

        虽然文字太过直白，但是字里行间里，显露出了发人深省的反思。

        其实，王学谦写这篇社论的意思，就只有一个，扩大民众的反英国情绪，把英国人孤立，让租界面临四面楚歌的困境。但同时，也是对租界当局关押游行群众的一种声援。

        两人的高下立判。

        可以说，汪兆铭偷偷摸摸的小动作，反而没有伤到王学谦，反而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翌日，汪兆铭在《申报》上看到报社的道歉文章，说明‘愤怒的小鸟’的笔名，其实就是‘精卫’。原本这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汪兆铭却像是早饭吃了一只苍蝇那样难受。

        尤其让他受不了的是，连于右任都对王学谦的社论非常看重，而放在汪兆铭的身上，只留下了那个可有可无的笔名。

        他甚至感觉到，和他不对付的人，已经开始用‘愤怒的小鸟’开始来丑化他了。

        让他更加不安的是，他得到消息，章炳麟抵达上海了。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章炳麟在早期的同盟会，甚至现在的‘国党’内部，都又不俗的影响力，如果这个人要出面，除非孙先生亲临。不然谁也无法指责，章炳麟不能在上海代表‘国党’。

        延续在辛亥初年的‘国党’内斗，俨然又要死灰复燃。但这时候的汪兆铭却无法找到一个有力的帮手。因为此时此刻的上海，已经不是陈其美时期的上海，加上‘国党’自从孙先生亲赴广州之后，大部分的组织机构都迁移到了南方广州。

        在上海的人员，更是单薄。

        想来想去，汪兆铭已经知道，上海的局势，不是他一个人的意志能够左右，无奈之下，只能启用‘国党’内部的秘密电台，给临时大总统府邸发报。

        让孙先生定夺。(未完待续。。)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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