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自己上班的岁月里，单身院和公司内部的许多人员的就业观念，也在随着那个时代悄然的发生着变化。从九十年代初的一两年开始，社会上刮起了下海、经商思潮，在那个低工资物价相对收入比较高的年代，随着沿海经济、改革起步的蓬勃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火车头的南方特别是广州、深圳、珠海等珠江三角洲区域，愈来愈吸引全国人们关注的目光，加之电视、报纸等媒体手段的广泛报道和宣传，周围已经下海或赶潮人士言传和人们之间的相互传送，大批内地特别是北方有志人士南下热情，也被逐步激活，人心思下，成了许多不安分现状人士饭后的资料和见面言谈，一时间墨守成规、安于现状，成了那个年代难以启齿的代名词。

  一时间，在国有、国营单位上班或工作成了贫困的代言人。仅以从事制造技术工作计算，按照当时南北方的收入，已经拉到了十倍以上的差距，经过了传统经济束缚后的社会经济一下释放开来，在南方新灵活的用工制度、拔高和收入分配形式和制度，以及先进的就业等后勤保障形式，对之前的工作状态，不时地产生着一波一波的冲击。就拿我们周围的人群看，从一九九三年开始，心细的我们不知不觉的发现，公司单身大院不时开始有人离开公司，逐步多地加入南下下海的队伍中。以一个简单的下列数字对比就能说明问题，单按照当时我们分配来的大学生，在国营企业月总收入是每月一百二十元不到，请注意是毛收入。但在南方，可以开到月工资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元左右，而且那里是净收入，且是免费食宿，晚上的加班，按小时计算，以普通从事技术工作的加班费也到达了八元每小时以上，如果按照每月加班三十小时，计算又可以多出将近二佰五十元，总计每月大学毕业生的总收入，可以达到一千七佰元左右，而且在一家公司做的时间长了，每年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平均调薪幅度。另外，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新成立的公司和工厂在每月以几何数字的增加，失业或变换工作者，在那里也能很快的得到新工作机会。更为振奋的消息，则集中出现在一九九二年的前后的两年里。当时在广州火车站，出现了抢技术人员的场面，只要你一出广州火车站，就立刻有公司或工厂的招工工作人员主动上来问你，问诸如你是那个大学毕业从事什么工作等等的询问，常出现几家单位抢一个技术人员的场面，这些故事不经意间，在人们当间传闻，并成了那个时代的佳话。

  在这当间的一九九二年的年末，同大学同单身大院徐同学的下海整个过程的酝酿和行动，后来也逐步动摇了我。那是经常下班后，同住单身晚闲暇时间比较多，我和徐同学经常在一起交流公司工作、个人收入，还有日后的前途想法，还会涉及到一些诸如个人前途事情的评论和探讨，和他的交流触及的面是比较广泛的，当然也会中间耳闻目睹其他单身同事的所作所为。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困顿的想法和思考，仅比如当时公司福利分配房问题，如落到了我们大学生身上，单就说以排队分房而论，先别说有没有房分给你，还另当别论，这样必须是工作到十年以上。再看看，周围结了婚的同事，大多都基本在周围的农村租借房子，仅一间房子，月租金都在八十元以上，国企里这样两个人的收入三分之一就被砍掉了，加上吃喝和平时开销，一年下来能节余当时的一千元，都是个问题。再看看，公司的涨工资幅度和周围快要退休老师傅，每月也不到三百元的尴尬境地，我们无不为自己的前程在担忧，而且忧心忡忡，人论的多了就开始穷则思变了。

  当时，虽然身处国营单位失业的风险是极低的，但这样的安全，在生活的现实中，却慢慢让人开始纠结的起来。如果说没有了改革开放，或者往小里说，没有南方当时的热土热情况吸引，我们极有可能适应那样的节奏，和生活的安逸。但突然有扇希望的门开启后，很多人都变得浮躁和不安分了起来。其实更多人都在结合自身，开始了思考并有了新的力量驱动，一开始也并没有人去刻意的组织和动员，周围的环境状况和自身的自然状态，倒逼和推着你往那里走。

  徐同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先我们一步开始，筹划要南下的计划，这也是众多的蠢蠢欲动者中的一种写照。那些在最终决定要走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在宿舍里议论和讨论这件事情，分析得失利弊。毕竟我们的思想，是刚从计划分配走出来和过来的人，也刚有了从农村转到城市所谓的身份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才开始还没有彻底稳妥，就又要被活生生的颠覆和打碎，动力的诱惑和万一失足也煎熬着我们的心，考验着每个那个时代我们的胆量。但生活现实，却是无情的，一切的安逸和热情过后，理想和现实就开始经常在碰撞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到底是选择安于现状还是主动出击呢，着是难舍难决。但最终还是要看我们一年来到底自己剩余了多少，这个是不争的现实。观察中，我们俩讨论来讨论去，最终的一些数据，首先让徐同学，他有坚定自己想法的最后决定了，在为他谋划和计划的同时，我其实也在开始着，何曾不是为自己设计着日后的打算。当时听归听，说归说，到彻底要走出和脱离公司，在外面工作是个什么滋味，我们近乎的都是道听途说。最终徐同学的出走下海，那时我们还是设计了比较稳妥的设想，即先给单位以家中有事的为理由请假，其实自己真正出走意图当初也不会或者不敢在其他人那里散播。还有件让徐同学下定决心出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他最后一个想认识的女朋友。由于是厂子弟，其实由于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一在这里没有任何关系，二又没有多少家庭的资助。大部分和我们这些外来户谈对象，开始对本人都没有什么意见，但当涉及到后来的谈婚论嫁、结婚房子等实际问题后，很多都戛然而止。徐同学后来和这位女孩子的分手，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没有过多责怪人家看低我们的意图，这的确是事实，但这真实伤害着他的自尊心，于是更坚定了要出走下海的决心。当说到真正要离开国营企业的时候，人都有留恋的想法，毕竟从农村考学出来的农家子弟，等于是十年磨一剑，就是为了摆脱农字头的想法，现在突然又要放弃这种身份，在当时外人的眼里，的确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但只有身处后来这种环境中的人，才能体会到思想变化的必然，对这点我是非常理解的，可惜地说心里话，他的离开的确对我是个极大的打击。我不但缺少一位平时可以倾诉心声的好朋友，还有就是也羡慕他的执着。因为当时我所处的科单位比他有些自由、愉快和至少当时有些盼头的目标，但对他而言，当时处在单位就是基础的工艺室，平时干不完的活，收入没有任何额外的希望，单位考勤又非常严格。

  徐同学定下要南下了。随着准备走日期的临近，即一九九二年春节过后的三月初，他要走的先一天，我们在外面吃了顿散伙饭，席件有我的张老乡，还有他的几个要好的朋友，送朋友去远方的离别惆怅，在每人的心里是沉重的，但我们更多的是激励和鼓舞。在送他的当天，徐办公室有个朋友的朋友，在当时西安市内的另外一家电器销售厂工作，他那里和他一起干的几个朋友，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我送徐同学又到他们那里，当天中午，又在他们那里为徐同学举行送别宴，那几个朋友都是从其他城市早辞职近两、三年的大学生，共同的往事身份，如今都要走类似路的共同经历，让大家一下拉近了谈话的距离，送别的中午，吃了近两个小时。后来大家集体七、八个人，把徐同学送进了火车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我们更多的是对徐同学的祝福，并为他打气鼓劲，希望他在他乡能迅速的站住脚跟，也许很快我们都会步他的后尘等之类的话语。惆怅之中，东去南下的火车徐徐启动，我们最后一次隔着窗户拉手作别。列车一声长鸣，很快消失在我们的送别视线外。我和送别的朋友作别后，一路失魂落魄的返回到了单身大院，心情沉重的当天下午，都没有心思去单位上班了，一个人在单身大院自己的屋子里独思冥想了很久，很久。

  徐同学和我，是当年一同从同一所大学来到公司上班的，从当时的满足，到现在的不满意自己的境况，也就仅仅过去两年的时间，我们的思想很快变得如此现实和实际。随后的日子里，我从电话、书信中了解到了徐同学如何到达广东、又如何去求职，和在外企如何工作，并告诉了我他平日的工作、工余甚至每月的收入，以及他的看法和思考。我们虽然相距遥远，但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我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总的情况看，他走出去是对的，至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提高，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比我前进了许多。他的下海只是我们身边众生相的一个普通写照，因为在他走的前前后后，很多之前在单身大院进进出出，曾经熟悉的脸孔都消失了，那些日子和年代，公司里的单身大院见面经常的话题就是问，你什么时候下海？准备去哪里？之类的话题。走了的人，对留下来的人是种无形的压力，毕竟在这里混当时真是看不到出头之日，和收入的涨高，更无尽的是混沌和失落。那些年代大学生和技术人员，流失的非常严重。当然对于当时公司来说，在公司经营不佳的状况下，走与留对企业都无从轻重，因为当年进三百人能留下三分之一，对公司经营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毕竟第二年又会补充同样的新生力量，而当时企业经营也很困难，更谈不上大发展了，所以默认了这种人员的迅速流失，因为你的出走，企业并不觉得可惜了什么，这就是国企，这也折射了按个时代的社会，从大的层面加速了人员的快速流失。

  多年后，自己也身处南方，接触更多南下一族的圈子里，多数的人的思想变化，基本和我们上面的相通。个人如此，相同经历的人如此，环顾四周的人如此，社会中那个时代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于是得出：那个时代穷则思变的人们，也都普遍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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